材料一   南朝宋人裴松之在评析诸葛亮的抱负时说：“若使游步中华，骋其龙光，岂夫多士所能沈翳哉！”在此，“中华”是以北方中原地域为核心的国家内涵。裴松之生活于南北政权分裂的时期，其论述亦体现了东晋士人对“中华”一词的国家地域认识。“中华”一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典籍中开始出现并在此之后大量涌现，与这一时期的社会历史环境密不可分。从根本上说应是“胡人”大规模进入中原地域的一个结果。

——摘编自张宏超、苍铭《“中华”一词的概念史研究》

材料二   “中华”一词出现于西晋末年并非偶然，它是原中原地区的朝臣、士人为将中原地区的政治、文化与社会传统同胡族及其他文化相区分而产生的一个自我称谓。然而，晋室南迁后，“北方世家大族未获南迁者，率与胡人合作”是当时极普遍的现象。北魏、北齐、北周，均有相当数量中华士人参与权力中枢，他们是为北方民族政权塑造“中华”身份并推动其一步步融入“中华”的关键力量。北魏、北周等少数民族政权在主观上对“中华”不抵触、不排斥。从东晋南北朝近400年的分裂到南北重归于统一、“中华”涵义发生了根本变化。尤其在入唐以后，“中华”一词广为流行，不但成为唐朝的别称，很大程度上也成为中国的名号。

——摘编自石硕《胡入中华：“中华”一词的产生及开放性特点——东晋南北朝至隋唐胡汉融合与“中华”词义嬗变》

材料一   从西晋末年开始，北方人民为躲避战乱，大批流亡南下，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也充实了劳动力资源。“至于（南朝刘宋）元嘉末……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盖东西之极盛也。

——摘编自人民教育出版社《普通高中教科书·中外历史纲要（上）》

材料二   魏晋以来，内迁的各族与当地的汉人错居杂处，开始过定居生活，他们不断向汉族人民学习……民族隔阂不断消解，民族关系趋于缓和，到北朝后期，我国北方出现了各民族的大交融。

——摘编自统编历史教材选择性必修一《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

请回答：

材料一：在商鞅变法前，秦人的典籍中几乎找不到“德”“仁”“义”一类字眼，而大多是“吉凶”“祸福”“利害”等概念。商鞅反对以“礼义”治国，而以“霸道”说孝公，提出强化君主集权，厉行法治、以经济和军事实力称霸天下等功利主义理论。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商鞅先后两次进行变法改革，时间长达18年。他利用秦人宗法观念淡漠的传统，对反对变法的太子势力进行严厉镇压，限制和削弱贵族的世袭特权，推行郡县制和官僚政治，进而建立君主的绝对权威和崭新的宗法秩序。

——摘编自王绍东《论商鞅变法对秦文化传统的顺应与整合》

材料二：北魏孝文帝亲政后，在冯太后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行关于鲜卑汉化的改革。他宣扬礼教治国的理念，把礼教治国思想作为法制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实施刑罚的同时辅以礼教，礼法结合。此外，孝文帝还着手修改关于治理官员的法律条文，以便具体地约束官员行为。新的法律条文以俸禄制为主，辅以定官制和考绩两种程序，提升了政府部门的施政效率，也对官员进行了有效的监督。他强调执法要以法律为准绳，惩罚枉法官吏，整顿司法机构，以求立法与执法相一致。孝文帝熟读儒经，探究兴亡，以此为法制改革的思想基础，使北魏法制由前期严刑尚罚向后期德刑兼重转变。

——摘编自于彦梅《北魏孝文帝法制改革考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