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鸦片战争后，中外经济交往日趋频繁，货币竞争渐趋白热化。18世纪下半叶，中国民间自发引进了两种新货币——洋钱（外国机制银元）和私票，开始突破银钱并用的旧币制。因无关“钱法”，清政府循例未加干预。到同治年间，清廷怀疑二者与银贵钱贱有关，命各省督抚讨论对策。但各省督抚不懂金融，奏复都是“听从民便”“勿庸议定章程”。清末新政时期，各省奏请开设官银钱局，发行银钱票，清廷也一概照准。先后有18省开铸银元，15省开铸铜元，22省开设官银钱局。

——摘编自张宁《中国近代“货币竞争”现象论析》

材料二   在抗战开始之际，根据国共两党的协议，法币为市场流通的主币，陕甘宁边区当时流通的苏维埃币则由边区负责收回。后来由于辅币缺乏，陕甘宁边区银行以公营商店——延安光华商店——的名义发行了“元”以下的代价券。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停发八路军的军饷，迫使共产党把目光集中在自力更生发展边区经济方面。1941年1月30日，陕甘宁边区规定边区境内只准使用边币，但对法币跨出根据地的流通还是给予了充分考虑，规定对向外购买边区必要的物资或有正常用途要求兑换法币者，经有关机关或财政厅核准，可向银行兑换法币。

——摘编自汪澄清《货币之战：论抗日根据地的金融稳定政策》

材料一   受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影响，加上“九一八”事变后失去了东北市场，中国的经济更加低迷。1934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实施《购银法案》，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通货紧缩。国民党政府于1935年聘请英国的李滋·罗斯担任财政顾问，并开始实行币制改革。具体内容包括通过管理货币制度发行不兑换纸币，将新纸币与英镑挂钩。国民党政府将之前各家银行发行的纸币（银行券）和白银回收，将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发行的法币作为统一的货币。这意味着最后一个坚持银本位制的国家也转变为金本位制。中国的纸币由英镑提供价值担保，所以英国和美国自然对中国经济有很强的影响力，而日本为了保护自身在东北与华北的既得利益，于是在1937年，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

——摘编自【日】宫崎正胜《世界史就是一部货币史》

材料二   1947年春，人民解放军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随着各解放区不断扩大和巩固，各解放区开始连成一片，彼此之间贸易往来、物资交流日益增多。加之野战军跨区作战频繁，币制不统一、货币比价不固定等问题，给野战军跨区作战造成了困难。成立统一的银行，发行统一的货币迫在眉睫。1947年4月，中共中央同意设立华北财经办事处。石家庄解放后，华北人民政府成立。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石家庄正式挂牌，开始统一发行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钞票的发行，使各解放区货币得到逐步统一，从此各解放区在财政金融上连为一体，加速了国民政府经济的崩溃和政权的瓦解，为新中国成立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摘编自王纪洁《迎接新中国的曙光：首批人民币的印制和发行》

材料三   人民币国际化的历程是顺应时代趋势与满足自身发展需要的过程。在世界经济格局多极化、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以及数字技术冲击之下，国际货币体系变革面临新的挑战的同时也出现机遇。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持续深化，“一带一路”倡议持续推进，人民币在东亚、东南亚等经贸往来密切的周边国家的区域锚定效应日益凸显。一国货币的国际地位，归根结底还是由强大的经济实力、金融实力、政治军事力量等综合国力决定的，经济基本面起到基础性支撑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激发经济增长活力，是中长期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和动力。

——摘编自张明、王喆《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路径探析》

材料一

南宋淮东转运副使虞俦指出淮东钱法屡变，致使币制不被民众信任，货币流转不畅。解决之道在于“事体既定，不可复有纷更”，如“四川铁钱、钱引行之二百余年，公私流通，未有议其为不便者，良由事体素定，民听具孚故也”。

以北宋交子的流通为起点，纸币登上了历史舞台。进入南宋后，作为交子继承者的钱引继续行用于四川，朝廷又在不同地域内长期并大量地发行东南会子、湖北会子、淮南交子等多种纸币，使纸币流通基本遍布南宋全境，对国计民生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摘编自王申《理想模型：南宋货币议论中的北宋交子形象》

材料二

北洋政府财政部部长熊希龄在1913年10月向袁世凯提议由财政部派监理官前往各省分驻官银钱行号监视包括纸币发行在内的一切业务，并由财政部拟具《各省官银钱号监理官章程》。北洋政府制定了很多推广中国银行纸币的法令措施，1913年还专门颁布了《中国银行兑换券暂行章程》，规定一切官款出纳及商民交易，完纳各省钱粮赋税，发放官俸军饷等，一律通用中国银行兑换券，如有拒不收受及折扣、贴水等，从严取缔。

——摘编自石涛《近代中国纸币发行权演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