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鸦片战争后，中外经济交往日趋频繁，货币竞争渐趋白热化。18世纪下半叶，中国民间自发引进了两种新货币——洋钱（外国机制银元）和私票，开始突破银钱并用的旧币制。因无关“钱法”，清政府循例未加干预。到同治年间，清廷怀疑二者与银贵钱贱有关，命各省督抚讨论对策。但各省督抚不懂金融，奏复都是“听从民便”“勿庸议定章程”。清末新政时期，各省奏请开设官银钱局，发行银钱票，清廷也一概照准。先后有18省开铸银元，15省开铸铜元，22省开设官银钱局。

——摘编自张宁《中国近代“货币竞争”现象论析》

材料二   在抗战开始之际，根据国共两党的协议，法币为市场流通的主币，陕甘宁边区当时流通的苏维埃币则由边区负责收回。后来由于辅币缺乏，陕甘宁边区银行以公营商店——延安光华商店——的名义发行了“元”以下的代价券。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停发八路军的军饷，迫使共产党把目光集中在自力更生发展边区经济方面。1941年1月30日，陕甘宁边区规定边区境内只准使用边币，但对法币跨出根据地的流通还是给予了充分考虑，规定对向外购买边区必要的物资或有正常用途要求兑换法币者，经有关机关或财政厅核准，可向银行兑换法币。

——摘编自汪澄清《货币之战：论抗日根据地的金融稳定政策》

材料   1932年，苏维埃国家银行正式发行苏维埃国币。苏维埃政府明确提出“苏维埃公民及一切居民，都要用苏维埃国币”的口号。国币代表苏维埃政府的信用，是以银元为本位的可兑换货币，每发100元的国币，需要30元银元的本位币支撑。为实现财政平衡，苏维埃国家银行代理中央政府发行并推销了三次公债。一期和二期发行的公债均为革命战争短期公债。第三期公债为经济建设公债，为300万元，“100万供给红军作战费，200万借给合作社、粮食调剂、对外贸易作本钱”。国家银行投资创建合作社和商业体系，并向粮食调剂局和对外贸易局放贷。农民可向信用合作社借贷，以低利息购买耕牛、肥料、种子等，以抵制高利贷的盘削。

——摘编自李婧、姜雪晴《从“工”字银元到边币》

材料一

南宋淮东转运副使虞俦指出淮东钱法屡变，致使币制不被民众信任，货币流转不畅。解决之道在于“事体既定，不可复有纷更”，如“四川铁钱、钱引行之二百余年，公私流通，未有议其为不便者，良由事体素定，民听具孚故也”。

以北宋交子的流通为起点，纸币登上了历史舞台。进入南宋后，作为交子继承者的钱引继续行用于四川，朝廷又在不同地域内长期并大量地发行东南会子、湖北会子、淮南交子等多种纸币，使纸币流通基本遍布南宋全境，对国计民生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摘编自王申《理想模型：南宋货币议论中的北宋交子形象》

材料二

北洋政府财政部部长熊希龄在1913年10月向袁世凯提议由财政部派监理官前往各省分驻官银钱行号监视包括纸币发行在内的一切业务，并由财政部拟具《各省官银钱号监理官章程》。北洋政府制定了很多推广中国银行纸币的法令措施，1913年还专门颁布了《中国银行兑换券暂行章程》，规定一切官款出纳及商民交易，完纳各省钱粮赋税，发放官俸军饷等，一律通用中国银行兑换券，如有拒不收受及折扣、贴水等，从严取缔。

——摘编自石涛《近代中国纸币发行权演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