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传统“夷夏”观的演变密不可分。不同历史阶段“夷夏”观念有不同内容，如下表所示：

——摘编自段超《从“夷夏之辨”到“华夷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思想史考察》

选取中国古代史整体或部分或某个朝代，对材料中的现象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加以阐述。（要求：看法具体，史论结合，论据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   对传说时代尧、舜、禹等“帝王”的祭祀，先秦时代就已形成，多在其传说的中心活动地区或陵墓所在地举行。后世不仅唐、宋、明等政权延续了这种传统，北魏、元、清等少数民族政权也祭祀黄帝、帝尧、帝舜等华夏先祖和历代开国帝王。明代正式将帝王庙建在都城，庙中不仅祭祀帝王，还增加37位各民族的名臣从祠于帝王庙。清朝乾隆四十九年，依据国家观念、正统理念，乾隆提出中国历史上的历代王朝的历代帝王均应具有“庙享”地位，最后历代帝王庙享祀帝王达到188位，包括了中国古代历史上几乎所有王朝与绝大多数帝王，其祭祀内容发展为国家祭祀，历代帝王庙真正成为国家的庙。

——摘编自刘庆柱《不断裂的文明史：对中国国家认同的五千年考古学解读》

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中国古代史知识，围绕“国家认同”提出自己的观点并进行阐述。（要求：观点正确，史论结合，解释和分析逻辑清晰）

材料   古代中华大地上的历代王朝或政权，尽管没有一个以“中国”为国号，但却以“中国”（华夏）王朝和非“中国”王朝进行区分。最迟在西周时期，周王所在的“王畿”被称为“中国”，并形成了以周王为核心的“大一统”政治思想体系，主导着中华大地的历史走向，是实现“天下大同”这一最高理想境界的途径。春秋战国时期，有“中国”身份是诸侯争霸的有利条件，两晋南北朝时期则以“中华”替代“中国”成为诸多政权博弈的旗帜，宋辽金时期“中国”再次成为各政权博弈的政治借口；建立北魏的鲜卑人、建立辽朝的契丹人将自己的王朝谱系写入黄帝谱系之中，都是为成为中华大地的“正统”王朝这一政治目的服务的。这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远非“汉化”一词所能概括，也是“中国”认同得以形成的原因，多民族国家中国也因为中华大地上众多政权持续认同“中国”的存在而得以形成和发展。

——摘编自李大龙《如何理解中华文化中的“华夷之辨”与多元性？》

选取中国古代史整体或某个时期，对材料中的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加以阐述。（要求：看法具体明确，史论结合，论据充分，表达清晰）

材料一   西周时期，原夏、商、周三族互相融合并吸收了其他部落集团的成分，从而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华夏民族的雏形。周人将分封的诸侯称为“诸夏”。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非华夏各族内徙，形成了各族交错杂处的局面，加强了华夏民族的认同感。春秋诸家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最讲“夷夏之辨”，但它是大一统下的“夷夏之辨”，具有兼容并包的一面，促进了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战国时期，南方的楚国已完成了对诸蛮的统一，与中原的华夏相认同。分布在西北、北方的戎狄也随着秦、晋、燕等诸侯国的发展，成为华夏民族的组成部分。华夏民族经过长期的发展、吸收与融合，至此成为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

——摘编自刘正寅《中国历史上华夏认同的演进与升华》

材料二   秦朝为华夏与四夷的交流提供两大基础：其一谓物质基础，包括建设首都，设立郡县和修治驰道。秦吞并诸侯便将诸侯宫室仿造于咸阳，成为国家象征，起到多民族国家统一精神之作用……秦始皇五次巡狩全国，修筑驰道，将四夷生活的区域与中原联系起来。其二谓制度基础，包括创立法制和设置机构。云梦秦简有属邦律专门调整归属秦朝的少数民族社会关系……在机构设置上，中央设典客官职，位列九卿，掌管异族归附事务，民族地方设道，“县有蛮夷曰道”。中华多民族国家发展进入崭新时期，“春秋时代华夷杂处之局逐渐消融，而成一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之社会”。

——摘自唐勇《论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传统》

材料一   （昭公十三年，叔向对韩宣子问曰）……苛慝不作，盗贼伏隐，私欲不违，民无怨心。先神命之，国民信之。

——《左传》

材料二   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

——梁启超《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1899年）

材料三   “国民”一词在近代中国刊物上出现的频次颇高。有学者将“国民”与“中华民族”进行对比，发现1921到1949年间这两个词在红色报刊中的出现频次发生了明显变化。如下表：

——摘编自陈庆涛《红色报刊中“国民”与“中华民族”表述的二重变奏（1921—1949）》

材料一   据《周官》《礼记》记载，周代已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和右史。“太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周代史官们作为主要解释世界的精神领袖，他们的职守之学和文化创造，构成了周代独有的“史官之学”。刘师培指出，“周代之学术，即史官之学也，亦即官守师儒合一之学也。”其理由有二：“一为史官普设于列国也；二为史官为世系之职也。”“史官之学”不仅涉及到人类早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内容，也是对早期中国思想文化进行发展和改造，并使之最终形成了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独具特色的“礼乐文化”。

——摘编自张铮《论中国早期“学”“术”的产生与发展》

材料二   春秋战国时期，史官文化向普及型、开放型文化迅速转变，这种转化的基本动因是社会形态和制度转型。在此时期，许多史官因不能保持原来的禄位而流散各地，文化被史官垄断的局面因此被打破。同时，史官们在谈论具体的政治与历史问题时，往往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以通变的思维、开阔的视野来进行论述。

——摘编自罗德荣、胡如光《春秋战国文化传播的历史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