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西周时期，原夏、商、周三族互相融合并吸收了其他部落集团的成分，从而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华夏民族的雏形。周人将分封的诸侯称为“诸夏”。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非华夏各族内徙，形成了各族交错杂处的局面，加强了华夏民族的认同感。春秋诸家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最讲“夷夏之辨”，但它是大一统下的“夷夏之辨”，具有兼容并包的一面，促进了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战国时期，南方的楚国已完成了对诸蛮的统一，与中原的华夏相认同。分布在西北、北方的戎狄也随着秦、晋、燕等诸侯国的发展，成为华夏民族的组成部分。华夏民族经过长期的发展、吸收与融合，至此成为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

——摘编自刘正寅《中国历史上华夏认同的演进与升华》

材料二   秦朝为华夏与四夷的交流提供两大基础：其一谓物质基础，包括建设首都，设立郡县和修治驰道。秦吞并诸侯便将诸侯宫室仿造于咸阳，成为国家象征，起到多民族国家统一精神之作用……秦始皇五次巡狩全国，修筑驰道，将四夷生活的区域与中原联系起来。其二谓制度基础，包括创立法制和设置机构。云梦秦简有属邦律专门调整归属秦朝的少数民族社会关系……在机构设置上，中央设典客官职，位列九卿，掌管异族归附事务，民族地方设道，“县有蛮夷曰道”。中华多民族国家发展进入崭新时期，“春秋时代华夷杂处之局逐渐消融，而成一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之社会”。

——摘自唐勇《论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传统》

材料一   （昭公十三年，叔向对韩宣子问曰）……苛慝不作，盗贼伏隐，私欲不违，民无怨心。先神命之，国民信之。

——《左传》

材料二   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

——梁启超《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1899年）

材料三   “国民”一词在近代中国刊物上出现的频次颇高。有学者将“国民”与“中华民族”进行对比，发现1921到1949年间这两个词在红色报刊中的出现频次发生了明显变化。如下表：

——摘编自陈庆涛《红色报刊中“国民”与“中华民族”表述的二重变奏（1921—1949）》

材料一   据《周官》《礼记》记载，周代已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和右史。“太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周代史官们作为主要解释世界的精神领袖，他们的职守之学和文化创造，构成了周代独有的“史官之学”。刘师培指出，“周代之学术，即史官之学也，亦即官守师儒合一之学也。”其理由有二：“一为史官普设于列国也；二为史官为世系之职也。”“史官之学”不仅涉及到人类早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内容，也是对早期中国思想文化进行发展和改造，并使之最终形成了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独具特色的“礼乐文化”。

——摘编自张铮《论中国早期“学”“术”的产生与发展》

材料二   春秋战国时期，史官文化向普及型、开放型文化迅速转变，这种转化的基本动因是社会形态和制度转型。在此时期，许多史官因不能保持原来的禄位而流散各地，文化被史官垄断的局面因此被打破。同时，史官们在谈论具体的政治与历史问题时，往往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以通变的思维、开阔的视野来进行论述。

——摘编自罗德荣、胡如光《春秋战国文化传播的历史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