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我国当铺历史十分悠久，早在汉代就已出现，只是那时还处在萌芽时期。典当业到了宋代，由唐代的专营与兼营并立，逐渐向专营发展、正式成为了一种行业。宋代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写道：“杭城风俗……且如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巾装着，皆有等差。……质犀（当铺）掌事，襄巾着皂衫角带。”《清庵集》中记录到：四川僧人宝觉围迟大师在修葺寺院后，“又以钱二十万为所谓长生钱”……由此可见，在宋代官办和民办当铺已经颇为发达的情况下，寺院的当铺经营活动也十分活跃。在宋代，能到当铺进行抵押的物品，除一般的金银珠玉外，有时甚至包括奴婢、牛马等，劳动人民也以生活用品作抵押，并出现以谷物抵押换钱的“谷典”。
——摘编自《中国古代金融与商业》
材料二 清代出现以各级军政衙门或贵族官僚出资开设的“官当”，仅从《查抄和珅住宅花园清单》所见，大学士和珅一人就置有当销75座，本银3000万两，……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山东泰州府平民刘虞吉具状控告前学政、时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宫梦仁，讼词称：“恶总辖山东学政，……于泰州坡子坊自开天成典铺一座。当身杪板一副、杪板四块，价值五百七十两，止当本银十六两，票写四分行息。及完本利取赎，又不发原物交代，违禁取利。”
——摘编自曲彦斌《中国典当史话》
材料三 北京典当业，乃旧式商店之典型，为各业冠，惟自逊清末叶迄今，典当业日趋衰落……按光绪庚子以前，统计北京当业共210余家，造民四元年壬子兵变以后，则一落为170余家，……日下全市仅存有87家……考其表落原因，可分为数端……光绪二十三年，户部以当商取利较厚，税额犹轻，因粪准自是年起，每年当税每家自五两增至五十两。造民国三年，财政部以典当为大宗营业，又有厦订当税，加重征收之举、较昔加倍。……北京典当，率以十八个月为满期，益当物在未满期以前，典当又不能自由处分也……典当期满，货物积压至5、6月，向来值在数千元者，今值数百元而已。……故时至今日，典当业实有从速改善之必要。
——摘编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北京典当业之概况》（1940年7月）
材料四 总而言之，任何时代，只要商品货币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其经济的发展便离不开一定的金融支持。作为高利贷资本活动形态之一的典当业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发挥它的作用的，因而它为生产、流通、生活所必需，能够稳定地发展。其经济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即表现在这里。
——摘编自《中国典当制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