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然则救之之道当何如?曰：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约而论之，西洋今日，业无论兵、农、工、商，治无论家、国、天下，蔑（无）一事焉不资于学……公等从事西学之后，平心察理，然后知中国从来政教之少是而多非。即吾圣人之精意微言，亦必既通西学之后，以归求反观，而后有以窥其精微，而服其为不可易也。

——严复《救亡决论》（1895年）

材料二：不佞垂老，亲见七年之民国与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

——严复《与熊纯如书》（1918年）

材料三：就世界观和基本的价值观而言，严复是一个西方文明的十足的崇拜者：这导致他对中国的传统进行无情的批判……笼统地把当时全部儒家学派都视为思想的废物而不屑一顾……医治中国的弊病只能利用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

——（美）费正清等编《剑桥中国晚清史》

材料

    近代中国接触的西洋“除了强大的武力，尚有别具一格的政治组织、经济力量、高度文化，一旦彼此短兵相接，中国的藩篱为之突破，立国基础为之震撼”。面对这“旷古未有的变局”，中国“应付的困难就从此开始了，但前途放大光明、得大幸福的希望亦即寄托在这个大变化上”。

    ——摘编自吕思勉《中国通史》等

围绕材料，结合中国近代史的具体史实，自拟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阐述。（要求：明确写出论题，阐述须史论结合。）

材料一  董仲舒按人性把人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占人口多数的“中民”是教育的主要对象。他主张设立各级学校，教授儒家经典，将他们培养为“笃于礼薄于利”“以天下为忧”的君子，以使得“教化大行，天下和洽”。

       古罗马教育家昆体良（35～95年）认为，学校教育优于家庭教育，培养演说家是公民教育的重要目标。他还认为，完美的常说家“不仅要有超群的演说天赋，还要有完美的品格”“能尽公民之义务，能在公私事务中完成使命，能以忠告引导国家，能以立法奠定其雄厚基础”。

材料二  严复认为：“西之教平等，故以公治众而贵自由”“讲教育者，其事常三宗：曰体育，曰智育，曰德育，三者并重”。

1912年，蔡元培批评清政府的教育宗旨说：“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同年，中华民国教育部公布的《教育宗旨》规定：“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

1957年，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规定：“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材料三  人文教育是欧洲教育的传承。19世纪，英国知识界对教育的内容展开争论。一派认为，科学（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应该是教育的主体内容，它是文明的基础和核心，是国家富强之所在。教育不能只培养绅士，而是要满足社会的现实需要，但科学在教育中几乎没有获得应有的分量。另一派别认为，古典人文科目（语言、文学、哲学、历史、数学等）仍然应该是教育的核心内容。人文教育不仅追求纯粹知识，还是人类实现美、快乐、自由和道德的途径。类似的争论在近现代很多国家都发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