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3-6世纪，中西都经历了政治分裂、新起民族政权的挑战和新宗教的冲击，但在历史现象层面的相似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同中之异。中国延续了秦汉以来形成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国家和大一统观念，是有机的统一、比较牢固。在这个制度下，居民不分胡汉，身份和法律地位都相同，也都追求统一。罗马延续了城邦体制及其理念，是松散的统一、并不牢固。其内部结构差异较大，居民身份多样，政治组织形式和法律也不一、自治传统深厚，蛮族也不追求统一。中国的胡汉关系历史悠久，融合程度深，以地域和文化界定夷夏。胡人政权主动采纳并推广汉族制度，形成了共同的民族认同。罗马与蛮族接触较晚，融合程度有限，更注重以法律身份区分不同的群体。蛮族并非罗马公民，而是自治的罗马军事盟友，保持了自己的政治制度和法律等，形成了各自的族群认同。中国始终保持了儒家为主而又兼容多元信仰的特点。儒家受到玄学、道教乃至佛教等冲击，但其官方意识形态地位始终没有动摇。胡人采用汉族文化并继承了这个模式，与汉族形成共同的文化认同。罗马的多神崇拜是政治的重要内容，注重集体的福祉。基督教填补了对个人的内心世界关注不够的空白，但作为一神教它又不能容忍多神崇拜。接受基督教的蛮族与抛弃传统信仰的罗马人一起形成以基督教为纽带的新文化认同。

——摘编自刘家和、刘林海《3—6世纪中西历史及文明发展比较研究》

材料一   大概从公元200年到500年，全球气候发生变化，与以往相比各处都变得更为寒冷，在中国北方地区寒冷气候出现得更早……由于气候改变的关系，草原上的民族慢慢地向南移动；核心地区的汉人，也许因为人口增加，也许因为南方土地肥沃，也慢慢向南移动。……大量的北方族群侵入南方……改变了中国本来的人口结构，同样，中国北方原来的人口在骨牌效应下，也一波一波地不断南侵，改变了南方的人口结构。

——摘编自许倬云《许倬云说历史：大国霸业的兴废》

材料二   南朝时期的土地开发利用取得重大成就，不仅平原地区的荒田得到进一步的垦辟，而且偏狭的山间土地以及大量的池泽湖荡也被相继耕垦。士家大族大力营建田园，把一直沉睡的荒山野岭改交成农业生产基地。……宋孝武帝大明初年颁布“占山格”，规定官吏依品占有山林川泽，第一品允许占3顷，直至“第九品及百姓一顷”。经过长期的开发，洞庭、郡阳、太湖流域成为重要粮食产区。

——摘自赵毅《中国古代史》

材料一   “中华”一词始见于记载两晋南北朝史实的史籍中。在当时东晋、南朝士人中，“强胡陵暴，中华荡覆”、“中华覆败，沉没戎虏”是一个很普遍的说法。将原西晋统治下中原地域的朝臣、士人统称作“中华人士”“中华之士”。从当时对“中华”一词的使用来看，可以发现如下事实：第一，“中华”用以指原西晋统治下的中原地域；第二，“中华”一词主要用以称谓原西晋的朝臣和中原士人。第三，使用“中华”一词的人主要是南迁的原西晋的朝臣和中原士人，他们对胡族大举入据而“湮没”和“荡覆”的中原政治及文化传统无限感伤与眷念。“中华”一词对胡族这一“他者”的排斥显而易见。

材料二     晋室南迁后，“北方世家大族未获南迁者，率与胡人合作”则是当时极普遍的现象。北魏、北齐、北周，均有相当数量中华士人参与权力中枢，他们是为北方民族政权塑造“中华”身份并推动其一步步融入“中华”的关键力量。北魏、北周等少数民族政权在主观上对“中华”不抵触、不排斥。孝文帝时大臣韩显宗上疏，斥南朝“欲擅中华之称”，说明北魏心目中已经以中华自居。北周闵帝时还在关中地区设置了“中华郡”（今陕西省富平县）。

入唐以后，“中华”不但成为唐朝的别称，在与外国或周边政权交往时大多使用“中华”一词，标志着“中华”实已成为中国的名号，“赤县神州，即有唐中华之国也”。李唐统治集团是北魏、北周以来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北方少数民族上层集团代表，其竭力以“中华”自诩，最终使“中华”成为新的胡、汉融合体的统称。

——摘选自石硕《胡入中华：“中华”一词的产生及开放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