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董卓之乱后，北方动荡不定，出现了向外移民的第一次高潮，其迁徙方向有三：其一为由关中流入长江中游的荆、襄一带，其二是由中原流入东北和辽东；其三是由中原迁往江南。当时吴国大臣中，像吕蒙、张昭、周瑜、诸葛瑾等都是由北方避乱而来，占了吴国高官的一半以上。第二次移民高潮出现在西晋末年动乱之际。迁往地区有四川荆湘、山西、甘肃、辽东、江南等地，黄河中下游地区仍是人口流出之源。这次迁移许多为有组织之迁徙，组织者往往是豪强士族，以宗族乡党相联系，势力颇大。像东晋的苏峻，招徕百姓屯聚结垒，统领数百家泛海南渡，最后发展到拥兵万人；东晋之郗鉴，也是领千余家归于晋元帝。

材料二 东晋南朝时期，众多移民掀起了规模巨大的拓荒运动，原来废弃之地重新得到开垦，还围湖造田、占山立庄，耕地面积有很大增加。麦菽等北方作物开始在南方推广种植，旱地作物的区种法也开始推行。东晋时在曲阿（江苏丹阳）立新丰堰，乌程（浙江吴兴）筑荻塘，溉田千顷，勾章（浙江慈溪县西）修复汉时旧堰。这一时期，扬州发展成为冶铸的中心，建康有左右二冶，尚方有东西二冶，荆益二州的冶铸业也有相当规模。东晋南朝时已学会制作青瓷。瓷器已成为当时相当普遍的生活用具。随着生产和交换的发展，南方兴起了一批重要市镇。建康（今南京）是东晋南朝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长江下游最重要的商业中心，京口、山阴、寿阳、襄阳、江陵、成都、番禺等城市都相当繁荣，其中番禺是海外贸易中心，自南朝开始，有林邑、扶南以至天竺等南亚、东南亚各国前来通商，输入象牙、犀角、香料等，带走中国的丝织品、瓷器。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麟剑《人类经济万年史》

材料一   在两汉，江南的农作物主要是水稻，南朝时有稻、麦、黍、粟、菽、麻以及其他各种杂谷，它们与水稻交错播植。这一时期形成了江南稻作区、荆湘南川稻作区、汉中巴蜀稻作区、南阳盆地稻作区、淮南稻作区、交广和闽广稻作区。南朝时地方官多能注意兴修水利工程灌溉农田，水利工程星罗棋布。江南水田耕作，广泛使用铁犁和牛耕，通过深耕细作，宋时豫章郡的良田可达“一亩十斛”。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

材料二   自晋氏流迁，迄于太元之世，百许年中，无风尘之警，区域之内，晏如也。……自此以至大明之季，年逾六纪，民户繁育，将曩时一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

——据《宋书》整理

材料一   从西晋末年起，北方人民为躲避战乱，大批流亡南下，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也充实了劳动力资源……在江南开发的过程中，许多山区的少数民族也逐步与汉族交融。“至于（南朝刘宋）元嘉末……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盖东西之极盛也。”

——摘编自《中外历史纲要（上）》

材料二   “永嘉南渡”，将先进技术传到南方，南方土地大量开垦，农作物品种增加，产量提高。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