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士成为知识分子的代称。此时的“士”已与出身无关，不再仅是卿大夫以下的低级贵族。他们可能来自贵族，也可能起于微贱，其共同的身份标志仅仅是知识、智慧和才能。他们不必再接受传统的贵族“六艺”教育，如带有军事训练性质的射、御等，不需要文武并重，而是基本以学习文化典籍为主，是比较单纯的文士。这些文士已经脱离了昔日分封制和等级制的束缚，不再是国君、卿大夫的家臣，而能够自由流动。他们学习知识并不是为了好奇，而是具有很强的功利性目的，即为了治国安邦、从事政治活动。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史料一 周室衰而王道废，儒墨乃始列（裂）道而议，分徒而讼。

——摘编自《淮南子》

史料二 “士”从最低级的贵族转变到四民之首（士农工商），是一个最重要的历史发展，从此以后，“士”便从固定封建秩序中获得了解放……“士”不再受固定的身份的束缚，因此在思想上也解放了他们，过去是“思不出其位”，现在则可以“思出其位”了。

——摘编自余英时《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

史料三 吾（孔子）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

——摘自《左传》

史料四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时间很长，问题很多，情况很复杂。但简要一点，也可以概括为三场大辩论，或者“三大战役”。第一场是儒墨之争，争论的焦点是“仁爱还是兼爱”；第二场是儒道之争，争论的焦点是“有为还是无为”；第三场是儒法之争，争论的焦点是“德治还是法治”。

——易中天《先秦诸子百家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