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士成为知识分子的代称。此时的“士”已与出身无关,不再仅是卿大夫以下的低级贵族。他们可能来自贵族,也可能起于微贱,其共同的身份标志仅仅是知识、智慧和才能。他们不必再接受传统的贵族“六艺”教育,如带有军事训练性质的射、御等,不需要文武并重,而是基本以学习文化典籍为主,是比较单纯的文士。这些文士已经脱离了昔日分封制和等级制的束缚,不再是国君、卿大夫的家臣,而能够自由流动。他们学习知识并不是为了好奇,而是具有很强的功利性目的,即为了治国安邦、从事政治活动。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史料一 周室衰而王道废,儒墨乃始列(裂)道而议,分徒而讼。
——摘编自《淮南子》
史料二 “士”从最低级的贵族转变到四民之首(士农工商),是一个最重要的历史发展,从此以后,“士”便从固定封建秩序中获得了解放……“士”不再受固定的身份的束缚,因此在思想上也解放了他们,过去是“思不出其位”,现在则可以“思出其位”了。
——摘编自余英时《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
史料三 吾(孔子)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
——摘自《左传》
史料四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时间很长,问题很多,情况很复杂。但简要一点,也可以概括为三场大辩论,或者“三大战役”。第一场是儒墨之争,争论的焦点是“仁爱还是兼爱”;第二场是儒道之争,争论的焦点是“有为还是无为”;第三场是儒法之争,争论的焦点是“德治还是法治”。
——易中天《先秦诸子百家争鸣》
材料一 秦孝公三年(公元前359年),任用商鞅开展变法,“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迁都咸阳后,“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而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
——摘编自《中国史研究》编辑部《中国古代改革家》
材料二 商鞅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孝公六年(公元前356年),秦国正在进行变法,魏国联合宋、卫等国准备攻秦。秦国首先对韩用兵,大败韩国。次年,秦孝公与魏惠王会盟,两国讲和,结束了中原各国长期以来不与秦国会盟的历史。公元前353年,齐国围魏救赵,大败魏军,秦国乘机攻魏旧都安邑,取得胜利。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魏惠王主动与秦孝公相会,两国再次讲和。公元前343年,周天子致胙于秦孝公,诸侯国都来称贺。
——摘编自漆侠《中国改革史》
材料一:“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法者,宽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成势也。”“以道为常,以法为本。”
——引自《韩非子》
材料二:从历史演进的角度说……必须“礼崩乐坏”,然后才有“天下定于一”……自秦汉以来,中国历代政治家、史学家都无一例外地关注“封建”与“郡县”之间的区别……足见由“封建”转向“郡县”,确实是中国社会演进中的”历史大关节”。以”封建”与“郡县”为历文性标志的两种政治体制,其间的重大区别,今人据以判断的视域自然要比古人宽阔得多。
——选自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材料一: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
——引自《墨子》
材料二:(唐)贞观元年,太宗曰:“朕看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曰:“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
——引自《贞观政要》
材料三:
人物
理论思考
毛泽东
“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
邓小平
“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
“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
——引自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