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民国初年，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成为历史教科书的主要内容之一、在表述上也多与“五族共和”的建国方针相配合、相呼应。其中，1912年9月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中学历史教科书》首次使用了“中华民族”这一概念。五四时期，“中华民族观念”首次写进教育部门制定和公布的《历史课程纲要》，这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但这一时期的历史教科书使用较多的还是“中国民族”或“吾民族”，而不是“中华民族”。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战时期，在国民政府先后四次修订的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中都纳入了对“中华民族”的书写。由此，自觉运用中华民族的观念成为该时期历史教科书的普遍现象。尤其是这一时期的历史教科书强调的是一种整体的中华民族观念，即认为中华民族是由汉、满、蒙、回、藏、苗等民族所构成，亦即中华民族所指并非某一个民族，而是中国各民族。

——摘编自郑大华《论民国初年到抗战时期历史教科书对“中华民族”的书写》

材料二   帝国主义国家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改变了中国人对世界的认知，传统文化上的“天下主义”和“夷夏之辨”难以解释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所遭遇的困难局面。在反对和抵制外族侵略的过程中，人们形成了族类团结意识。1905年，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中提出，“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1920年孙中山提出我们应该把中国所有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九一八事变后，人们对“中华民族”的认识和运用越发自觉。知识界研究和宣传“中华民族”，傅斯年、顾颉刚、费孝通等人关于“中华民族”的研究极大地推动了人们对中华民族的认知。国共两党作为抗战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势力，他们对“中华民族”的宣传成为国人中华民族观形成的重要推动力。国民党提出了“中华民族复兴”理念和话语。中国共产党深入到工农群众之中，在长征中倡导民族平等团结，在抗日战争中宣传和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摘编自赵刚《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百年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逻辑》

材料 新中国成立以来，抗战胜利纪念话语不断变化，反映了不同时代的政治需求和社会心理。

1951年——1964年：这一时期的纪念话语主要强调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同时强调中苏友谊。

1965年纪念话语中不再提及苏联的出兵和援助。   “文革”期间，抗战胜利纪念话语趋于政治化、简略化，主要以通过反美、反修宣传来保障我们思想理论和道路正确性、纯洁性。

改革开放后：抗战胜利纪念话语逐渐走向理性和客观，开始客观评价正面战场的地位和贡献，同时承认国际社会在抗战中给予中国的援助和支持。

新世纪以来：抗战胜利纪念话语更加凸显民族精神，强调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这一时期的纪念话语更加注重民族情感的抒发，强调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

——摘编自郭辉《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抗战胜利纪念活动》

材料一 匈奴民族最后一代雄主赫连勃勃建立的“夏”，“义熙三年（义熙，东晋安帝司马德宗的第四个年号，407年），僭称天王、大单于，赦其境内，建元曰龙昇（年号），署置百官。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国称大夏。”赫连勃勃以《史记》中对于当时天下各族皆炎黄与三代之后的“拟制”为依据，把自己的统治附在“匈奴乃夏族后裔”上，“夷狄一方，用夏变夷”策略得到初步展现。

——摘编自《晋书》《十六国春秋》

材料二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民族觉醒的伟大胜利。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把中华民族推向了亡国灭种的绝地，存亡绝续的险境，让中国人民猛然间惊醒起来，痛切地意识到必须尽快结束“一盘散沙”局面，团结一致、共赴国难。抗击侵略、救亡图存迅速成为中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以及海外华侨华人的共同意志。中华民族弘扬“兄弟阅于墙外御其侮”的优良传统，亿万中华儿女万众一心、筑起坚不可摧的血肉长城，以伤亡3500万军民的巨大牺牲，成就了“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沉睡雄狮”的惊天怒吼，充分体现出民族大团结的伟力。

——摘编自王秀鑫、郭德宏主编《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1931—1945年）》

材料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是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体现了国家充分尊重和保障各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权利的精神，体现了国家坚持实行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的原则。

——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