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后，文化外交被视为外交工作一翼，成立专门机构负责，由中央人民政府领导。这一时期文化外交实施“一边倒”政策，民间文化交流作为“文化先行、外交殿后"的重要手段表现活跃。由于国内外形势严峻。此时文化外交以政治与革命为中心。以宣传中国革命成果为主要目标，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形式较为单一。大多是文艺演出、杂技等单向对外宣传。到六十年代中期，文化外交一度停顿。

材料二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文化外交进入新时期，成为对外开放的一项重要内容。恢复建立专门机构负责文化外交并由政府统筹，交流对象遍布世界五大洲。交流渠道不仅有官方，各部门，各地方也积极参与合作，共同推进文化外交发展。到20世纪末，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不同形式的文化往来，与数千个国际文化组织保持联系。

进入21世纪后，文化外交成为我国对外关系中继政治、经济之后的第三根支柱，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成为文化外交的主要任务。十八大以未，文化外交被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孔子学院的建设与发展、“汉学与当代中国”座谈会等都推动了中外高端思想文化交流。特别是“一带一路”作为建设平台，更提升中国文化领域开放水平、努力构建文化交融的命达共同体。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杨悦《新中国文化外交70年-传承与创新》

材料一   1954年12月1日，缅甸总统吴努在访华时对毛泽东说：“很坦率地说，我们对于大国是恐惧的，但是周总理访问了缅甸以后，大大地消除了缅甸人的这种恐惧。”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苏加佐·维约普拉诺托在1957年初回国述职时向记者畅谈他在中国的观感时说：“我跟中国最贴近的邻国，如印度、缅甸、尼泊尔、越南、阿富汗、老挝、柬埔寨等国的大使们经常接触，到了今天，他们已经完全理解了中国和平政策的本质，为此对中国完全不再有任何顾虑。我们印度尼西亚在邻国中是距离最远的一个。却要神经过敏地担忧，那岂不是大笑话！”

——摘编自孙泽学、常清煜《新中国成立初期和平共处外交与国家形象的塑造》

材料二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和推动周边地区的区域合作，参加了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10+1）对话、东盟与中日韩（10+3）合作，推动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推动构建中国—东盟自贸区、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积极参与亚欧会议，作为观察员参加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主持东亚自贸区可行性研究，积极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等。周边地区的多样性决定了区域合作的多层次和多形式特征。中国通过机制化的平台更能拉近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如中国与东盟共同创建了以合作发展为导向的新型关系，上海合作组织旨在共同推动新型地区关系与地区发展进程。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中国在推动区域合作的过程中力求发挥引领而不主导的建设性作用。

——摘编自张蕴岭《新形势下推动构建中国与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

材料一   刘知几（661—721）是唐高宗时期的史官，在他的作品《史通》中，他提出“古今不同，势使之然”，史家著史也是受社会环境制约的，春秋时期“闭境相拒，关梁不通”，史书必然“多有阙如”；汉代“普天率土”“远近无隔”，史料丰富，史书内容也就“倍增于春秋”。他批评有的史家“直以事不类古，改从雅言，欲令学者何以考时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方异？”在《疑古》篇中，他指出“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武成》之篇，吾取其二三简’，推此而言，则远古之书，其妄甚矣！”他还批评司马迁的《史记》“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认为其“疆域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每论家国一政，而胡、越相悬；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后世很多史家认为，刘知几的历史观有其复杂性和矛盾性。

——摘编自聂中庆《略论刘知几的历史观》

材料二   民国成立以前的史学界，学者们依然走着过去的大路，对历代正史加以补做或改作；民国成立之后的史学，方向更多，大要言之，除继承前期的成绩，加以发展外，又多出：一、考古学和史前史的研究，二、中外交通史和蒙古史的研究，三、敦煌学的研究，四、小说、戏曲、俗文学的研究，五、古史的研究，六、社会史的研究。后期史学的面目，是颇为新颖的。它所以比前期进步，是由于好几个助力：第一是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的输入，尤其是考古学上的贡献，新的考据论文，史料的整理，也比从前要有系统得多。第二是西洋的新史观的输入。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难物史观”输入后，更使过去政治中心的历史变成经济社会中心的历史。第三是新史料的发现。第四是欧美日本汉学研究的进步。第五是新文学运动的兴起。

——摘编自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引论》（194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