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54年12月1日，缅甸总统吴努在访华时对毛泽东说：“很坦率地说，我们对于大国是恐惧的，但是周总理访问了缅甸以后，大大地消除了缅甸人的这种恐惧。”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苏加佐·维约普拉诺托在1957年初回国述职时向记者畅谈他在中国的观感时说：“我跟中国最贴近的邻国，如印度、缅甸、尼泊尔、越南、阿富汗、老挝、柬埔寨等国的大使们经常接触，到了今天，他们已经完全理解了中国和平政策的本质，为此对中国完全不再有任何顾虑。我们印度尼西亚在邻国中是距离最远的一个。却要神经过敏地担忧，那岂不是大笑话！”

——摘编自孙泽学、常清煜《新中国成立初期和平共处外交与国家形象的塑造》

材料二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和推动周边地区的区域合作，参加了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10+1）对话、东盟与中日韩（10+3）合作，推动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推动构建中国—东盟自贸区、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积极参与亚欧会议，作为观察员参加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主持东亚自贸区可行性研究，积极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等。周边地区的多样性决定了区域合作的多层次和多形式特征。中国通过机制化的平台更能拉近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如中国与东盟共同创建了以合作发展为导向的新型关系，上海合作组织旨在共同推动新型地区关系与地区发展进程。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中国在推动区域合作的过程中力求发挥引领而不主导的建设性作用。

——摘编自张蕴岭《新形势下推动构建中国与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

材料一   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cuī）。

——《左传·桓公二年》

材料二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大格局大智慧（节选）：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经感叹：“在每一个时代，政治家们都尝试着寻求和平，然而和平总是地区性秩序，从未能建立在全球的基础上。”回望近代以来的人类历史，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国际秩序变迁背后的西方世界观始终无法突破一己的利益考量，持久和平与普遍繁荣成为难以企及的梦想。

——摘自《光明日报》（2018年02月07日06版）

材料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美国国内要求政府救回侨民与战俘的民众很多，他们对政府的不作为政策非常不满。为此，美国请求当时在日内瓦开会的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向中国代表团说明，美方准备在中国留美学生、学者出境问题上作出相当程度的让步，以换取美国侨民的遣返。于是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中美双方进行了四次大使级会谈、两次领事级会谈。双方会谈的具体成果，除双方互换已知侨民和战俘名单，请求查找下落之外，中国方面允许6名美国侨民出境，而美方答应交出15名可以离境的中国留学生名单。但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中美双方“在没有正式外交途径的情况下打开了一条表达意见的通道”。尽管美国一再强调此类接触不涉及外交承认，但美国首先向中国发出外交谈判的讯息就表明它的对华政策并非如其宣称的那样坚如磐石，在双方存在重叠利益，需要双方谈判并作出一定的妥协的情况下，美国与中国一样不会放弃这种已建立起来的接触渠道。对中国来说，日内瓦会议除了展示新中国的外交力量之外，也增长了与西方国家尤其是与美国打交道的外交经验。

——摘编自王娟娟《接触与对话：日内瓦会议期间中美关系的现实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