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后，文化外交被视为外交工作一翼，成立专门机构负责，由中央人民政府领导。这一时期文化外交实施“一边倒”政策，民间文化交流作为“文化先行、外交殿后"的重要手段表现活跃。由于国内外形势严峻。此时文化外交以政治与革命为中心。以宣传中国革命成果为主要目标，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形式较为单一。大多是文艺演出、杂技等单向对外宣传。到六十年代中期，文化外交一度停顿。

材料二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文化外交进入新时期，成为对外开放的一项重要内容。恢复建立专门机构负责文化外交并由政府统筹，交流对象遍布世界五大洲。交流渠道不仅有官方，各部门，各地方也积极参与合作，共同推进文化外交发展。到20世纪末，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不同形式的文化往来，与数千个国际文化组织保持联系。

进入21世纪后，文化外交成为我国对外关系中继政治、经济之后的第三根支柱，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成为文化外交的主要任务。十八大以未，文化外交被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孔子学院的建设与发展、“汉学与当代中国”座谈会等都推动了中外高端思想文化交流。特别是“一带一路”作为建设平台，更提升中国文化领域开放水平、努力构建文化交融的命达共同体。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杨悦《新中国文化外交70年-传承与创新》

材料一   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cuī）。

——《左传·桓公二年》

材料二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大格局大智慧（节选）：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经感叹：“在每一个时代，政治家们都尝试着寻求和平，然而和平总是地区性秩序，从未能建立在全球的基础上。”回望近代以来的人类历史，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国际秩序变迁背后的西方世界观始终无法突破一己的利益考量，持久和平与普遍繁荣成为难以企及的梦想。

——摘自《光明日报》（2018年02月07日06版）

材料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美国国内要求政府救回侨民与战俘的民众很多，他们对政府的不作为政策非常不满。为此，美国请求当时在日内瓦开会的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向中国代表团说明，美方准备在中国留美学生、学者出境问题上作出相当程度的让步，以换取美国侨民的遣返。于是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中美双方进行了四次大使级会谈、两次领事级会谈。双方会谈的具体成果，除双方互换已知侨民和战俘名单，请求查找下落之外，中国方面允许6名美国侨民出境，而美方答应交出15名可以离境的中国留学生名单。但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中美双方“在没有正式外交途径的情况下打开了一条表达意见的通道”。尽管美国一再强调此类接触不涉及外交承认，但美国首先向中国发出外交谈判的讯息就表明它的对华政策并非如其宣称的那样坚如磐石，在双方存在重叠利益，需要双方谈判并作出一定的妥协的情况下，美国与中国一样不会放弃这种已建立起来的接触渠道。对中国来说，日内瓦会议除了展示新中国的外交力量之外，也增长了与西方国家尤其是与美国打交道的外交经验。

——摘编自王娟娟《接触与对话：日内瓦会议期间中美关系的现实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