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盐铁专营应不应废止?

始元六年(前81年)二月，霍光以昭帝名义，令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召集贤良文学(贤良方正所选拔出的人才)六十余人，就武帝时期的各项政策，特别是盐铁专营政策， 进行全面总结辩论。

贤良文学一方认为：“抑末利而开仁义，毋示以利，然后教化可兴，而风俗可移也。今郡国有盐、铁、酒椎，均输，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趋末者众"。并指出“今县官作铁器，多苦恶(质劣)……盐铁贾责，百姓不便"。他们还认为盐铁专营吸引了大量商贾为官，权与势结合在一起，造成了“贫者无立锥之地，富者田连阡陌”的局面。

桑弘羊一方则认为：盐铁归之于民，“民大富，则不可以禄使也；大强，则不可以罚威也"。如此发展，则会形成“权移于臣，政坠于家，公室悲而田宗强"的局面。他们进一步指 出：“先帝(武帝)哀边人之久患， ……故兴盐、铁…… 以佐助边费。今议者欲罢之，内空府库之藏，外乏执备之用，使备塞乘城之士饥寒于边，将何以赡之?"

——摘编自桓宽《盐铁论》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就双方的观点谈谈你的看法。

材料一：中国古代的“元制度”决定着传统中国国家治理是如何开展的。中国古代思想家和政治家认为，法律制度尽管重要，但其并非一个可以独立的知识系统，只有以礼为原则，法律的存在才具有正当性，刑才可能避免沦落为一种纯粹的暴力。因而单纯实行法治，社会就会显得脆弱，民众的道德提升就会缺少内在的自觉，这对于一个缺乏宗教信仰的民族来说尤为重要。但中国古人又懂得，一个社会单纯实行礼治，又可能造成社会的涣散。有礼而无法，君子就不能安位，明刑才能弼教，缺乏法制的威慑伦理道德也难以实现。

——摘编自侯欣一《传统中国国家治理的逻辑及其元制度》

材料二：古代中国的社会是如何构成的？国家治理是在什么样的原则下展开的？对于以上问题的回答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元制度”，“元制度”既不容置疑，也不能推翻。任何统治者如果违反这样的制度原理，是难以支撑其天下的。在秦朝、五代十国及元朝时期，这套元制度遭到破坏，所以天下也就难以维持。

——摘自刘建军《古代中国政治制度十六讲》

结合所学知识，论证材料二的观点。（要求：持论有据，论述充分，逻辑清晰。）

材料：简介：

耕织图，就是有关“耕”与“织”的图像资料。南宋楼璃《耕织图》，是我国现今有确切证据并有摹本留存下来的第一幅体系化耕织图。从宋至清，我国至少问世了数十套系统化的耕织图像，这些图像往往因皇帝或中央政令的形式而被提倡、刊刻与推广。出于各自的不同目的，中国古人创作了《耕织图》等诸多与农事生产相关的图像。那这些图像又是为谁而作呢？创作出来之后它们又发挥了何种实际功效或影响力呢？

——摘编自王加华《教化与象征：中国古代耕织图意义探释》

观点：图与诗的结合提供农民仿效操作的范例，其目的是发展农业生产服务，是一种社会化、大众化的科普著作。南宋楼琦《耕织图》就被称为“我国第一部图文并茂的农学著作”。

摘编自臧军《楼璃<耕织图>与耕织技术发展》宋高宗既即位江南，乃下劝农之诏，郡国翕然，思有以灵承上意。四明楼琦，字寿玉，时为杭之於潜令，乃绘作《耕织图》。

——摘编自[明]宋濠《题织图卷后》等

楼钥（楼璿之侄）将《耕织图》的创作完成与楼璃的“以课最闻”并述，应是以《耕织图》证其劝课农桑之绩。《耕织图》的创作，也确实为楼瑞后来的一系列升迁打下了坚实基础，“初除行在审计司，后历广闫舶使，漕湖北、湖南、淮东，摄长沙．帅维扬，麾节十有余载，所至多著声绩，实基于此”。

——摘编自张万刚《楼璃（耕织图诗）研究》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耕织图》创作的目的或功效，从材料中提取一个观点，并加以阐述。（要求：观点正确，史实准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一   秦国商鞅变法取得了很大成果，“富国强民”的法家政策在秦得到实现。秦国地理位置优越，攻守均得其便，战国时期，国都未被他国攻破的只有秦国。秦国内部纷争较少，从秦献公时起的150年中，献公、孝公、惠文王、昭王、秦王嬴政几代君主在位的年代比较长，内部相对稳定。武王、孝文王、庄襄王在位时间短，但也没有因王位的继承而引起内部分裂。总之，秦统一中国是顺应历史发展要求，也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综合优势造成的结果。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

材料二   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即位。他所面临的形势是“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他继承了“文景之治”的全部历史遗产，其中，既有社会稳定、人心归向、经济富裕的优势，也有制度有缺、国家控制能力薄弱的遗憾。汉武帝时期的政论家严助，总结汉武帝时代的特点是“是时征伐四夷，开置边郡，军旅数发，内改制度，朝廷多事”。

——摘编自孙家洲、王文涛《制度变革与汉武帝盛世的造就》

材料 战国时的儒家虽为“显学”，但并不为统治者所信用。面对政治新体制的出现，荀子开始有意识地改造儒学，使其思想呈现出儒法融合的特征。秦朝灭亡，儒家从沉寂重新走向前台，荀子的后学既坚持儒家的仁义、孝悌、德治等文化价值，又吸收融合了法家、黄老思想的合理成分。如陆贾既强调仁义是政治的根本，又提出无为而治的主张。这些思想尚未形成新的体系，显得零碎而不成熟，但其中许多合理成分后来都被董仲舒吸收融合，他以儒家“公羊春秋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思想为框架，融合诸子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以“天人感应”为轴心的神学目的论体系。董仲舒对以前的思想，不是简单地否定而是扬弃，它是一个在更高阶段上融合各家学说而形成的思想体系。新的大一统帝国也经过不断地选择实验，最后以它来作为自己政治上的指导思想，就是因为它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

——摘编自朱绍侯等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一   战国时期，逐渐形成了重农抑商的思想。秦朝正式以法律形式规定重农政策。汉承秦制，继承这一思想并采取经济立法的形式实行盐铁专卖和手工业官营之制，彻底制约工商业发展，“法律贱商人”的格局形成，其抑商之法亦为后世所模仿。宋代因财政匮乏，实行国家专卖禁榷制度，禁榷范围扩大到除传统盐、酒、茶外、铁煤、香料、宝货等均被列为禁榷物种，专卖所得成为宋朝财政收入主要来源。明清时期，官府为了垄断食盐、茶叶等专卖商品的市场交易，发布各种行政命令，强制推行专卖制度，禁止民间商人自由经商。同时，立法严禁私人从事海上贸易，实行“海禁”政策，沉重打击刚兴起的对外贸易和沿海工商业，对后世造成严重影响。

——摘编自秦语萌《制度经济学框架下重农抑商政策的变迁》

材料二   早期重商主义产生于15-16世纪中叶，主张通过少进口甚至不进口的方式，阻止本国金银财富的流出，政府也通过使用行政手段来禁止货币和金银财富的输出。16世纪下半叶-17世纪则是重商主义的第二阶段，即晚期重商主义阶段，这一时期主张通过保持贸易顺差的方式，让更多的金银财富流回本国，通过对输出的原料收高关税，对输入的原料实行减税或免税，支持本国出口工业的发展。

——摘编自张忻怡《论英国的重商主义政策》

材料三   1776年，被誉为“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出版了《国富论》，创立了第一个系统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斯密最早提出劳动决定价值的理论，区分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明确提出了创造交换价值的是社会劳动。……他盛赞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认为市场经济是一种“自然秩序”，他奠基于人的利己主义本性……要让“看不见的手”所造成的“自然秩序”不受干扰的存在，不要用人为的制度去加以控制。

——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近代史卷》（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