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3世纪，意大利各自治城市的有组织的商人团体，如商会，经常发布调整工商业活动的规章。规章制定都遵循的原则是：不得与市政当局的总体性法规发生冲突；必须与商务活动有关：必须是公正合理的。规章都渗透着罗马法的内容和商业习惯，并通过法学家的著作变成了西欧各城市调整银行业、票据交易、典当业、船舶登记、货物运输以及保险业等的法律规范。商人公会获得了广泛的管辖权，适用这些规则处理本地商人之间与外地商人之间的法律纠纷问题。

———摘编自高德步《世界经济史》

材料二   英法与荷兰展开海上贸易的激烈博弈，都力图建构以自身为中心的世界海上贸易格局。英国颁布《航海条例》（1651年，规定欧洲货物只能用英国船只运往英国本土，在非洲、亚洲、美洲出产的货物只能由英国或英国殖民地的船只运达等）。法国颁布《海事法典》（1681年，将航海、商业和海军三者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清楚地规定了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所涉及的相关权力与义务等）。

——摘编自柴彬、齐玉凤《17世纪英法海事法令与海上贸易秩序建构》等

材料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留，激烈列强对海洋权益的争夺主要表现为对海洋航线的控制，海上商业贸易排蚀性盈断化势、海上战略据点的争夺、海外殖民地的拓展等。17世纪时，荷兰凭借其强大的海上贸易能力和东印度公司等特许公司的这作，成为“海上马车夫”。西班牙、葡萄牙通过《萨拙戈萨条约》来固定海洋利益分割，英国制定《航海条例》为荷兰争夺海洋权益。各国政府有时会颁发承掠许可证，鼓励私人船只攻击敌国商船，达进一步加剧了海上冲突。

——换编自郭渊《海洋权益与海洋秩序的构建》

材料二   二战后大量国际组织的成立促进了海洋秩序的机制化发展。各国继一战后签订大批的通商航海条约，开始通过国家间的正常贸易来增强国家的实力地位。二战后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国际海洋制度和机制的建设中来。20世纪70年代以来，围绕海洋权益各国在政治法律等层面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以合法化的制度认同来确保机制的实施。海洋议题的处理以及海洋机制建设产生了“外溢”的效应，对处理其他国际问题产生了影响。

——摘编自李亚敏《海洋秩序在国际秩序变迁中的地位与作用》

材料   根据教皇亚历山大六世颁布的诏令，授予西班牙对发现或将发现的土地、岛 屿享有占取的权利。基于此，哥伦布在加勒比岛树立十字碑，升起了西班牙皇家旗 帜。1494年，西班牙、葡萄牙两国签订了《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协议规定两国 将共同垄断欧洲之外的世界，西班牙由此取得了在美洲“新发现”的土地；葡萄牙 取得非洲、亚洲部分“新发现”土地。后两国又续订条约，在教皇诏令支持下，赋 予西、葡对非基督教国家土地的财产权，并排除其他欧洲国家基于“发现论”的主 张。然而，伴随其他欧洲强国崛起，英格兰和法国，对这个条约表示了反对，并且 在法律层面重新解读“大发现”概念，提出“发现”含义为：发现者比被发现者有 更高的历史地位……“发现”的法理依据必来自更高的合法性：只有当发现者在思 想和历史上足够先进，能以更优越的知识和意识理解被发现者，此发现才合法。

——摘编卡尔 ·斯密特《地球规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