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毛泽东提出：我们政权的制度是采取议会制呢，还是采取民主集中制? 他的答复是：“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议会制，袁世凯、曹锟都搞过，已经臭了。”《共同纲领》对新中国的政体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各级人民政府”。采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同新中国的根本性质相联系的。这个制度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的适宜的政治制度，就是因为它能够便利人民行使自己的权力。 中国人民就是要用这样的政治制度，来保证国家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

——摘编自黎堂斌《改革开放以来人大制度发展》

材料二   政党政治的有序运行有赖于国民丰富的法治观念和发达的契约精神。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内涵主要是人伦政治思想。 民初政党组合也“往往以个人之感情，强为牵合，而未尝以一定之党纲相号召，党员之中知所谓本党政纲者百无一个焉”。 梁启超观察第一届国会选举时提出，“未闻有一党发表政纲建旗帜以卜人民之祈向”。各政党的经费不像西方政党主要来自企业界和私人的捐助，而主要源自行政拨款。可是，政党得到的行政拨款十分有限，许多政党不得不接受袁世凯的资助，在政治上也就不得不迎和袁世凯。

——摘编自邓亦武《论民初政党政治的畸形化》

材料一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后，各种政治团体大量涌现，数量多达300多个。但是，在这些党派中，除中华民国联合会、统一党、民社党、国民协进会、民国公会、国民党之外，都是些小党小派，往往因为缺乏活动经费，挂个招牌、发表一份宣言就没了下文，旋生旋灭。在晚清旧制度框架上匆忙搭建起来的民国临时政府制定的《众议院议员选举法》《省议会议员选举法》均剥夺了妇女及穷人的选举权，不动产较少的小商人也难以获得选举权，最后全国仅10%的人口获得选举权。许多党派为了争取选票不择手段，无论投机分子还是封建余孽，只要投本党的票都欢迎加入，并且不惜金钱收买选票、笼络本党党员。

——摘编自宫捷、陈艳《近代中国政党政治模式的历史探索与反思》

材料二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阶段科学认识民主党派的地位与作用，确定对民主党派的工作方针是继续实行合作。当时党内外有些人对民主党派存在的必要性没有清晰认识，有的甚至认为民主党派是“一根头发的功劳”。在1950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李维汉指出，各民主党派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都是阶级联盟的性质”“我们党仍要继续巩固与民主党派的合作”。会议期间周恩来也作了政治报告，他认为民主党派在统一战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便于他们把各个阶级的意见反映给我们，在政治上他们也能够更好地同我们合作和配合，有些工作他们去做有时比我们更有效，在国际上也有影响”。

——摘编自赵红丽《试析新中国成立初期多党合作的初步探索》

材料一   民国初年活跃于国会中的政党，可大致分为激进、保守二派。激进派的政党，严格说来，只有同盟会和国民党。统一共和党在并入国民党以前，是骑墙于同盟会与共和党之间的；民宪党则由国民党分出。……统一共和党的党员虽有不少原属革命派，但以出身立宪派和旧官僚者为多，故在态度上较同盟会温和。……与同盟会合组国民党的其他小党派，亦大多不是起于理想相同，而是因为眼见国民党将能在政坛上占优势。……至于正式国会后期出现的民宪党，虽系自国民党分出，但吸收了许多进步党党员，在态度上亦较温和。作为激进派政党的同盟会和国民党，是使民初国会发挥功能的主要力量。如果在野党的功能是以言论和立法来监督政府，并以诉诸选民的办法促使执政者重视国利民福，同盟会和国民党的确是具有这方面的资格与潜能的。但执政者无限制地伸张行政权，在野党和立法者愈伸展其监督权，结果使政治势力走向两个极端。当政治势力走向两个极端，而又不能取决于选民时，政治的危机即加剧。民初国民党之策动“二次革命”，以及“二次革命”失败后执政者一意伸张一己的权力，均为政治势力走向两个极端的表现，亦为政治危机加剧的表现，结果是两败俱伤。

——摘编自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

材料二   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摘编自毛泽东《论十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