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汉政治军事一统天下的历史，质言之也是农业地域性拓进的过程。秦汉帝国以农战并天下，重农而富强，农业为国家立存发展的脊柱。如秦始皇在琅琊石刻中提到：“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汉立国后，天下疲敝，汉政府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颁布“复故爵田宅”令，大力扶植农业经济；汉惠帝时，“减田租，复十五税一”；汉文帝时诏曰：“夫农，天下之本也，其开籍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汉武帝继承了秦始皇未完成的伟业，领导帝国继续开疆拓土，经过数十年连绵不断的对外战争，终于“达到了其移民所能生存的生态地理极限，以及帝国行政力量所能控制的政治地理极限”。秦汉帝国不仅在中央设置专门的农业官职和管理机构，在地方又置大量农官行政系统，负责劝课农桑、指导农耕、推广技术、凿灌溉渠、治理水患等。各级官吏也有权对农业生产进行监督和管理，在制度上保障了农业功能得到全面实现。

材料二   汉继秦而兴，再次一统全国，经数代潜心经营，国家逐渐走向强大。汉武帝刘彻登基后，兴文教，昌武功，一个立国于中原，以汉族为统治集团核心力量，以“泛中原农耕文明板块”为统治范围的帝国统治模式也随之确立。秦汉“大一统”局面在形成过程中孕育出强劲的中央集权体制，为农业开发和经营边略提供制度上的保障。早在夏商周就已萌芽的重农思想不断发展，衍生出的理论迎合了统治者的需要，同时又受社会、经济、地理、科技、交通等各种综合因素的影响，农业的“多功能性”得到政权的承认与强化，维持了帝国各个系统的正常运行。

——摘编自胡岩涛徐卫民《“大一统”视域下的秦汉帝国西北农业开发》

材料一   汉武帝统治前期推行“有为而治”的指导思想，执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的经济政策，对外穷兵黩武，导致统治后期民怨沸腾，被迫下轮台罪己诏。公元前87年，汉武帝病逝，命霍光、桑弘羊等人辅佐幼主昭帝。前81年，霍光召集全国各地选出的贤良文学人士进京商议罢黜盐、铁、酒等专营政策，盐铁会议召开。 在会议上，从民间来的贤良文学对盐铁官营等财政措施进行了全盘否定，并进而攻击汉武帝时期的内外政策；作为这些财政措施的经办人，桑弘羊坚决捍卫汉武帝的内外政策，就盐铁等政策的存废与贤良文学展开了激烈论辩。会议结束，朝廷仅罢去了郡国酒榷和关内铁官，其他各项政策仍维持不变，但经济上官营政策有了一定收缩，这场会议中的贤良文学人士普遍得到了重用。

——摘编自陈启喆《盐铁会议和西汉国家干预经济政策的演变》

材料二   明洪武元年（1368年），统治了97年的元王朝被推翻，但残余势力仍旧盘踞北方，朝廷屯重兵于九边重镇，每年需要军粮250万石，给国家造成了较大的财政压力。 洪武三年，朱元璋采山西行省官员建议，令商人于大同仓交米1石，或于太原仓交米1石3斗，发给淮盐1小引（200斤）。 商人纳毕，就可以拿着发给的盐引前往指定的盐场领

取食盐售卖，此即所谓“开中法”。 同时规定，商人贩卖食盐，必须持有盐引，盐与引离，或伪造盐引，即以贩私论处，罪至死。 自此，民间贩盐事业迅速发展，据《明史·食货志》记载，洪武时期，全国产盐最多的两淮、两浙两个盐区，每年办大盐引（400斤）为 572 400 余引，约占全国盐引数的一半。

——摘自朱宗宙《明清时期盐业政策的演变与扬州盐商的兴衰》

材料一   从殷墟卜辞来看，殷商时期的“帝令（命）”都属于外在之命，是上天意志作用于人间政治的结果，因此纣王曾声称：“我生不有命在天”。代商自立后，周人在保持“天”的绝对权威的同时，也赋予了其一定的人文主义的内涵，也就是“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在周人的观念中，如果只知礼奉上天，却对民众的诉求无动于衷，是无法维持政权的统治来上契天命的，因为天与民是一体之两面，天意即民意，“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于是“以德配天”转化为“德以保民”。

——摘编自徐燕斌《西周的德性政治与合法性构建》

材料二   汉武帝即位之初，诏丞相、列侯、二千石等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由武帝亲自策问古今治国之道。董仲舒对策推尊儒学，建议凡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都予禁止，受到武帝的赞许；其“天人感应”学说也为武帝寻找天人之征，拾遗补阙（缺），增强了武帝行使皇权的自信心。此后，武帝逐渐黜黄老刑名之言，为博士官置弟子，结业以后第其高下补郎中、文学等职，打开儒学利禄之门。与此同时，武帝仍任用酷吏打击豪强、整饬吏治等。当时人物如公孙弘（丞相）学《春秋》杂说，习文法吏事而缘饰以儒术；张汤为廷尉，条定法令，用《尚书》《春秋》作为文饰，是为“文法”。汉武帝以后，汉宣帝、光武帝、汉明帝等都重用文法吏，以刑名绳下。

——摘编自白兴华《论秦汉政治思想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