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材料二李鸿章力主加强海防，目的在于防范强势崛起的日本，左宗棠强调塞防与海防并重，反对削减西北战费，也是着眼于解决阿古柏入侵的燃眉之急，遏制觊觎新疆的沙俄及英国的气焰，以后的实际历史演进，固然证明左宗棠收回相当于六分之一中国领土面积的新疆，功在千秋，但李鸿章所担忧的东部沿海危机，最终也全面爆发。

——摘编自吴胜《左宗棠和李鸿章三十年恩怨》

材料 我在1957年才从机关调到上海经济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当时正在主持编写《江南造船厂厂史》，并负责执笔撰写江南制造局的一章，由此我开始接触到洋务运动和洋务派问题。由于对洋务运动素无谓研究，所以我在从事这项工作的初期只能依据部分专家的全面否定观点，竭力贬低江南制造局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后来，我认真翻阅了1959年由中国史学会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8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在史实面前，我开始对全面否定论有所怀疑，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看法。

——引自姜铎：《洋务运动研究的回顾》，《历史研究》1997年第2期

材料一：“自强运动是晚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危急形势下的一个自救运动。由于在对内对外战争中对西方的坚船利炮的威力大开眼界，对来自西洋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李鸿章语）开始有所认识，这样才能转而主张缓和与西方的紧张关系，并引进西方军事技术，以求‘御侮自强’之术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

材料二：1872年，轮船招商局成立于上海。轮船由最初的3艘增至1877年的30多艘，在各个口岸设有分局27处。从1873年（同治十二年）到1877年（光绪三年），总盈利1221000两白银。

材料三：到甲午战争之前，企业总数已达60多个。这些企业，多有拒洋动机，少数还能办出成绩，在不知不觉中把封建主义的坚冰钻开了些微裂缝。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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