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1958年美国人伊罗出版的《浮光掠影---美国关于中国与印度的形象》一书，将美国对中国的总体看法分为下列六个阶段：①尊敬时期(18世纪)，②轻视时期(1840--1905)，③乐善好施时期(1905—1937)，④赞赏时期(1937—1944)，⑥清醒时期(1944—1949)，⑥敌对时期(1949—)。

——袁明《略论中国在美国的形象》

根据学者伊罗对(中美关系的划分，选择六个阶段中的任意一个阶段，说明伊罗的观点并结合相关史实加以阐述。(要求：明确写出所选阶段及观点；阐述过程逻辑清晰，史论结合。)

材料：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春正月十九日(丁卯)，议政王大臣会议：“逆贼吴三桂骸骨分发各省，吴世璠首级交与刑部悬挂示众。逆党夏国相应凌迟处死。……”上曰：“此中尚有可议者否？”大学士勒德洪、明珠奏曰：“此辈罪犯已极，应正国法，似无可议。又逆贼耿精忠等十人应凌迟处死，其逆党黄国瑞等十九人应立斩。”……上又曰：“贼党官员内，尚有可矜者否？”明珠奏曰：“此内有……四人犯罪固应处死，然尚有可宥之处。”上曰：“耿精忠等事关重大，著议政王、大臣、九卿、詹事、科道会同详议。……”明珠奏曰：“春正虽不用刑，但此辈罪恶甚大，与寻常不同；应于两、三日完结。”

——摘编自《清圣祖实录》

提取材料信息，说明上述材料对研究清朝前期历史有哪些史料价值。

材料  由历史事实平心客观地看，中国政治，实在一向是偏重于法治的，即制度化的，而西方近代政治，则比较偏重在人治在事实化。何以呢？因为他们一切政制，均决定于选举，选举出来的多数党，就可决定一切了。法制随多数意见而决定，而变动，故说它重人、重事实。我们的传统政治，往往一个制度经历几百年老不变，这当然只说是法治，是制度化。

法治之下，人才就受束缚了。但尚法并非即算是专制，而中国历史上平地拔出的人愈后愈多，而自由展布之才，却愈后愈少了。此后的我们，如果不能把这种传统积习束缚人的繁文琐法解放开，政治亦就很难有表现。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阅读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材料中的观点（任意一点或整体），得出结论。（要求：结论不能重复材料中的观点，持论有据，言之成理。）

材料一   元朝建立后，中西交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欧洲与中国的交往开始正式见诸欧洲人的游记、书信，这些游记、书信的作者既有教皇的使者，也有个人游历者如马可·波罗、鄂多立克等。他们对中国形象的塑造，主要集中于繁荣富庶的城市经济和令人羡慕的百姓生活。毫无疑问，他们在游历中国的过程中，都把目光投向中国各地城市，中国城市不同于欧洲城市的布局和活力，深深地吸引着他们，也让他们把优美的词汇放在了对这些城市繁荣富庶的描写上。

——摘自赵凤玲、郑涵语《13-14世纪欧洲游历者笔下的“中国形象”》

材料二   马戛尔尼使团原来打算调查中国的科学和工艺，因种种限制，没有获得成功，开放通商的目的也没有达到，无疑是一次失败的外交活动。但这是中西文明难得的一次碰撞机会，使团成员撰写了不少有关中国的著作，在欧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作为科学使命的一部分，英国使团的目的无非是想让乾隆皇帝和大臣感受英国在科学和艺术方面的成就，于是想尽一切办法，来达到这一目的。

——摘编自韩琦《礼物、仪器与皇帝——马戛尔尼使团来华的科学使命及其失败》

材料一   在地方治理的中间环节的设置和管理上，赵宋王朝……创建了路制。每路设四个机构，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华常平司和安抚司，形成“婚田、税赋则隶之转运，狱讼、经总则隶之提刑，常平。则隶之提举，兵将、盗贼则隶之安抚”的分工格局……四司互不统属，长官地位相体，各自拥有独立的机构和官员，分别隶属于不同的中央部门，办公地点也不在同一州内，所以，终两宋之世三百余年。中始终能够维持政权统一和政局稳定，地方上没有出现足以对抗中央的割据势力，可以说，路级机构分权制衡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摘自张小稳《宋代的路：划时代的地方行政制度设计》

材料二   乾隆（1711-1799年）与华盛顿（1732-1799年）是同一个历史时代中西世界权力巅峰的两位名人。但两人的现代性和对后世的影响却大不相同……当乾隆帝去世时，没有一个人会料想到，帝国盛世的幻象将在短短的四十几年后就被击破。

——据严明《中西文化风物志》、吴晓波《乾隆与华盛顿》整理

材料一   秦朝中枢权力机构的特点

供给皇家所需

材料二   明太祖朱元璋发布《皇明祖训》警告子孙：‘“凡我子孙，钦承朕命，毋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以后嗣君，其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雍正四年初有军机处时，仅为西北两军设……至八年时专管军务，而十年成立军机处时已要求知会(以文书的形式告知)各省。

材料三   1940，”……由于陕甘宁边区的广大农民缺乏民主意识，要想把他们动员起来参加选举，实在难度极大，为此边区开展了多式多样的宣传方式，极大提高了边区民众的选举热情。而后为保证群众能够行使其选举权利，边区政府因地制宜，背箱法、豆选法、画圈法、烙票法等各种方法应运而生。到1941年10月，延安举行第二届边区参议员选举中，参加的人有1千多人。由此可见，一旦真正把选举权利赋予广大民众，他们会非常珍惜，对选什么样的人尤为关心和慎重。

——摘编自卢毅《“因为边区有民主”：抗战时期中共声望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