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782年，在云南省从事棉花贸易的江西会馆商人熊积山等人，针对“秤制、银色各项均不画一”的现象，呈请官方重新议定行规。经昆明县官员查核上报，云南布政使江兰议定了7条棉花买卖行规。1830年始，湖南津市江西会馆各行号共同捐资，先后建造水龙3架，组成了效率更高的救火组织——水龙公所。此外，津市、洪江两地江西会馆均与他省会馆一道，成为育婴、义渡等公共事务的参与者和管理者。除了主导地方公益活动外，江西会馆还在官方要求下成为仓储、筹饷等政务的执行者。作为同乡同业性质的民间组织，江西会馆往往将乡例用来规范同乡行为、调解行业纠纷。除乡例外，江西会馆各行业还往往创立神明会，以会约的形式来规范同行。与乡例、会约一样，官法是江西会馆处理和调解各种事务不可或缺的资源。

——摘编自李平亮《清代会馆与社会治理——以江西会馆为中心的思考》

材料一   明清之际，启蒙思想是当时资本主义萌芽在政治思想上的反映。这是一个对空谈心性的灾明理学末流进行批判、新旧思想观念激烈冲突的所谓“天崩地解”的时代，是在最广泛意义上开始探索新世界、设计人类社会新计划的所谓“天工开物”的时代。此时的启蒙思想家以各自的表现方式，比较全面地揭露了当时封建社会的腐朽黑暗和统治阶级的昏庸无道，批判了封建专制主义和各种禁锢人性的陈规与说教。这一时期，有的思想家提出了“自由私产”“夫私者，人之心也”“如服田者私有秋之获，而后治田必力”的主张，有的说“政教风俗，苟非尽善，即许庶人之议”，“必使治天下之举皆出于学校”，有的讲“法有可采，何论中西”，“寓通几（即哲学）于质测（即科学）”，倡导求实学风，对宋明以来“蹈虚空谈”的学风是一个否定。

——摘编自张华荣《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简论》

材料二   中国近代启蒙是在民族救亡的大背景下发生的，由于知识分子的优患意识、危机意识的存在，外来思想输入中国后常常被赋予中国式的解释以达到政治目标，不可避免带有中国特点。即不同时代的启蒙思想和启蒙思想转变的内在理路，前者可划分为戊戌启蒙、辛亥启蒙和五四启蒙，后者可概括为传播现代理念、建构现代国家和塑造现代国民三个方面。从戊戌启蒙到五四启蒙都有近代欧洲启蒙的批判精神。然而，近代启蒙的遗产不是理性的实现，而是“工具理性”的实现，个人自由、解放服从于国家独立、富强，民族解放高于政治民主。清末民初，中国传统社会的观念、规范、制度还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而现代社会的规范、制度还没有真正确立，这是一个"两头都不靠岸"的时代，启蒙者忽视了启蒙思想内在的复杂性和深刻性，但是启蒙的批判精神仍是当今中国社会发展所需的推动力量。

——摘编自杨全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演进的逻辑与特点》

材料一   中国古代社会各阶层的着装有严格规范.如表是中国古代文献中有关服饰规范的部分内容

——摘编自张玲《中国古代服饰的文化符号内涵及制度规范》等

材料二   明代的“服妖”分为衣冠复古、奢侈僭越、男女混装和习俗禁忌四个类别。衣冠复古，即穿戴模仿前朝服饰，包括了元蒙遗风和之前其他朝代的服饰；奢侈借越，即以下借上，违制使用贵重饰品和贵族服饰；男女混装，即女着男装、男着女装；习俗禁忌，即与传统社会认知相违背的服饰或服饰行为，如上层人士穿戴低贱之人服饰等。

——整编自赵梦菲等《明代“服妖”服饰现象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