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乾隆二十二年（1757）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广州成为全国唯一通商口岸。众学者对广州“一口通商”的原因进行了以下分析：

一、清政府不希望国门洞开，害怕外来“异端邪说”动摇老祖宗的思想与政治统治；

二、广州远离京畿，天高皇帝远，向有海外通商联系传统，朝廷顺其自然，控制利用，且获大量税收，充实国库；

三、广州港乃河海港，远出可攻、近来可防，从外洋到内港有6道炮台防线可抵御外舶闯关，不像宁波等城市完全暴露在敌船的军事火力之下；

四、江浙一带乃北京粮食及其他物资的主要产地和供应地，不宜与外商直接联系；

五、清政府不了解国际形势，对商业贸易于国民经济的意义没有认识，总以为天朝“地大物博”可以自给自足，万事不求人。

——摘编自杨宏烈、陈伟昌著《十三行历史街区的沧桑沉沦》

结合中国古代史的相关知识，紧扣材料中所示的一个或多个原因，拟定一个论题，并予以阐释。（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谨，表述清晰。）

材料：在20世纪80年代，对于康乾盛世的研究多集中在清朝闭关锁国政策的作用上。史学界时此问题的看法分为两派。其中一派认为，清政府采取的闭关锁国政策，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的发展，并没有起到自卫和阻挡资本主义冲击的作用。也有学者的观点恰好相反，认为闭关绩国政策虽具有保中性，但在客观上的确起了抵抗外来侵略和自我防卫作用。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对此问题的探讨也更加深入。有些学者提出了“机会”说，认为清朝在18世纪推行闭关债国政策，失掉了一次走向世界的机会，由此拉开了与西方世界的距离。

进入21世纪后，史学界将康乾盛世与同时代的西方国家进行比较，有的学者认为“近三个世纪的大清帝国史，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发展的。与此同时，帝国的外部环境、外部世界也是动态的、发展的。而且比较起来，后者比前者变动与发展的速度，更是迅猛的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大清帝国在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就越来越落后，越来越被动，因而越来越异化，终于从一个雄强一世的东方大帝国、一个中央王国，异化为一个半殖民地、一艘在怒海惊涛中下沉的破船”。

——摘编自梁俊艳《全球视野下康乾盛世研究学术史回顾》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一：明朝嘉靖、万历年间，民间海外贸易兴起，中国海商的足迹几乎遍布东南亚各国。他们用瓷器、丝织品换取南洋的香料、药材和珠宝。欧洲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到来后，则用白银换取中国的生丝和瓷器。隆庆元年（1567年），明朝政府开放海禁，在漳州府的月港设督饷馆，私人海上贸易取得某种程度的合法地位。在明朝的海外贸易中，中国始终处于出超地位，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不得不用大量白银来支付贸易逆差。海外白银的流入，增加了国内白银的总量，扩大了白银的流通范围。货币开始以白银为主。

——摘编自卜宪群《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材料二：外国人，包括欧洲人，为了与中国人做生意，不得不向中国支付白银，这也确实表现为商业上的‘纳贡’；“‘中国贸易’造成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是，中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可匹敌的制作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中期，中国通过“丝—银”贸易获得了世界白银产量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由此可知，在近代西方工业化成功以前，中国工业的发展，就其使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强大的竞争力来说，显然曾经有过一页光荣的历史。

——摘编自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

根据上述材料及所学知识，从原因和影响两个角度对16世纪中期白银大量流入中国这一历史现象加以合理的阐释。

材料一

宋代手工业分布示意图       清代前期工商业分布示意图

材料二   （清朝前期）商品生产的发展促使各地商业日臻繁荣，许多城市渡过鼎革之际的萧条，恢复往日的繁盛。南京、广州、佛山、厦门等地得到新的发展，长江沿岸出现不少著名的商品集散地，首都北京成为全国贸易中心，在市场上零售和批发的有各地区、各民族的工艺品与土特产。当时，边远的西北地区也出现众多商业城市，如张家口、呼和浩特、西宁、打箭炉（今四川康定）、乌鲁木齐、伊犁等地。乌鲁木齐城内“字号、店铺，鳞次栉比”；打箭炉“商旅满关，茶船遍河”。宋元以来就以繁华热闹闻名的商业都市，商品贸易的兴盛发达更是令人惊叹。如乾隆年间的苏州，“洋货、皮货、绸缎、衣饰、金玉、珠宝、参药诸铺，戏园、游船、酒肆、茶店，如山如林，不知几千万人”。

——摘编自王家范等《大学中国史》

世界地理认知

材料   上卷目录及内容简介

注：下卷地图6幅，包括四海总图（见上图）、沿海全图、台湾图、台湾后山图、澎湖图、琼州图。

材料一尽管乾隆皇帝在1757年发出了“闭关”的上谕，“通夷之各关口，严行封禁”，东印度公司还是代表英国在1760年向中国提出乞改广州海关，一改贪污、腐败等弊端，以期求得正常的商业交往，但是清廷却认为这是英国人“心怀叵测，不可不留心筹计，豫为之防”，对此加以防备，不理会英国的贸易请求。

——摘编自翁俊媛《鸦片战争前的中英商业交往》

材料二1726年12月28日，法国东印度公司致函其派驻印度本地治理的委员会，准其利用公司船只承接运输业务，装载私商货物前往澳门和广州，而且“运费始终要比英国人的运费低一些”，以增强竞争力。1730—1731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部训令大班“垄断今年广州所有的绿茶”，尽可能地阻止法国人、奥斯坦德人及荷兰人取得任何绿茶，以免其走私运入英伦。英使马戛尔尼于1792年受命访华，引起了法国人的忧虑，指出当时英使觐见乾隆皇帝，藏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不仅要将法国，而且还要将所有其他海洋诸强统统逐出中国贸易”。

——摘编自吴敏《广州贸易时期的英法关系》

材料三马戛尔尼此次访华欲与中国建立平等外交和开辟对华贸易的核心期许为清廷所拒。1793年的外交失败对于英国政府进一步对华政策的制定影响极大。英国东印度公司寄希望于马氏访华能够打开中国市场。可是，马氏访华失败了，因此自1798年以后，对华鸦片贸易量呈现激增状态，迅速达到4000箱/年，并很快突破5000箱/年、6000箱/年。

——摘编自李秦《从<马嘎尔尼访华日记>看英国外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