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粤海关志》明确记载：“凡外洋夷船到粤海关，进口货物应纳税银，督令受货洋行商人于夷船回帆时输纳。至外洋夷船出口货物应纳税银，洋行保商为夷商代置货物时，随货扣清，先行完纳。”行商(时称“洋商”)的介入改变了原有的征税程序，从商人—税务人员之间的交往变为外商—行商—税务人员之间的交往，行商在征税的过程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这种制度设计在使清政府得以避免与外商发生直接接触、维持天朝体制的同时，也使其获得了稳定的巨额关税。在设计这种制度的过程中，既有避免和外人直接交涉造成麻烦的考虑，也有为不熟悉中国制度的外人提供方便的考虑。但就是这种制度引起了外商们的疑惧。

——摘编自任智勇《晚清海关二元体制沿革考》

材料一　中国的天子与“四夷”的君长之间的关系，在名义上是类似于分封制下天子与诸侯之间的君臣关系，是宗主与藩属之间的关系。明廷将国际贸易看作“怀柔远人”的手段，永乐时期，有人建议明成祖对进贡船只征税以增加收入，明成祖却说，“商税者，国家以抑逐末之民，岂以为利?今夷人慕义远来，乃欲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体多矣。”并不支持商人从事国际贸易。华与夷的关系是互惠互利的关系，只是双方利益诉求有所不同。

材料二　西欧政治上的分散性使得国家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竞争性。竞争的外在压力，促使各国君主都十分重视国家力量的加强。强调在竞争中谋求生存之道，因此其政策目标在于国家强大；此外，注重商业利益，强调从国际贸易中增强国家势力的重要性。西欧国家普遍采取了支持商人开拓市场的贸易政策。国家常常采取武力手段支持商人开拓贸易，这个贸易世界是依靠军事与暴力形成的，带有征服与被征服、剥削与被剥削、掠夺与被掠夺的不平等性。

——摘编自骆昭东《朝贡贸易与仗剑经商：全球经济视角下的明清外贸政策》

材料一：明朝嘉靖、万历年间，民间海外贸易兴起，中国海商的足迹几乎遍布东南亚各国。他们用瓷器、丝织品换取南洋的香料、药材和珠宝。欧洲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到来后，则用白银换取中国的生丝和瓷器。隆庆元年（1567年），明朝政府开放海禁，在漳州府的月港设督饷馆，私人海上贸易取得某种程度的合法地位。在明朝的海外贸易中，中国始终处于出超地位，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不得不用大量白银来支付贸易逆差。海外白银的流入，增加了国内白银的总量，扩大了白银的流通范围。货币开始以白银为主。

——摘编自卜宪群《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材料二：外国人，包括欧洲人，为了与中国人做生意，不得不向中国支付白银，这也确实表现为商业上的‘纳贡’；“‘中国贸易’造成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是，中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可匹敌的制作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中期，中国通过“丝—银”贸易获得了世界白银产量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由此可知，在近代西方工业化成功以前，中国工业的发展，就其使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强大的竞争力来说，显然曾经有过一页光荣的历史。

——摘编自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

根据上述材料及所学知识，从原因和影响两个角度对16世纪中期白银大量流入中国这一历史现象加以合理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