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我国历史上最完整、最系统的封建法典—唐律，其目的是“制礼以崇敬，立刑以助威”。唐律继承和发展了礼法一体思想，突出礼的核心地位。唐律将三纲五常作为立法依据，在一些主要罪名的判决中，都以礼义作为重要参考，如“十恶”中的不睦罪，在量刑方面，礼义也是确定刑罚的主要依据，凡违背礼义规定的，都要严惩……唐律对后世的封建法典法律影响极大，甚至对亚洲多国封建法典也产生过深刻影响。

——摘编自张西恒《浅析<唐律疏议>“礼法结合”完成的原因及其历史影响》

材料二   启蒙运动时期，一些思想家按照资产阶级的要求对自然法理念进行了重新阐释，并提出了一系列立法原则。大革命开始后，在这些立法原则的指导下，法国先后制订了一些民事法律。但由于时局动荡，统一的法典始终无法编订。拿破仑掌权后，亲自主持民法的立法工作，多次出席相关会议并裁决争议。1804年，《法国民法典》颁布实施。

——叶秋华、洪芥《论<法国民法典>的历史演进：纪念•<法国民法典>编纂二百周年》

材料三   1979年，我国第三次起草民法典，但经济体制改革刚刚开始，条件还不具备。1985年，随着改革开放日益深入，民事生活越来越活跃，客观上迫切需要制定一部全面调整各种民事关系的基本法律，于是1986年颁布民法通则。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方向。随后，与之相适应的担保法、合同法等单行法相继制定。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与国际接轨，民法典的起草加快。2017年3月1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并提出争取2020年形成统一的民法典。

——摘编自梁慧星《中国民法典编纂的几个问题》等

材料一   “中华法系”专指中华文明史上形成的、以调整社会关系、构建社会秩序、维护国家统治为目的的中国古代法律。它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先秦——理论奠基，秦汉魏晋南北朝——初步建立，隋唐一体系成熟，最高执行权，最高立法权，均掌握在以皇帝为首的朝廷统治集团手中，统一行使。作为国家主流思想的正统儒学，注重精神引导，根据人性的善恶；另一方面，基于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从而实现道德法律共同治理。从西周统治者关于“敬天保民”思想的提出，到孔孟关于“仁政”理论的形成，也全面体现“民为邦本”的民本主义原则。

——摘编自朱勇《中华法系的形成与特征》

材料二   新中国70年立法，经历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1949﹣1977年）、改革开放以来民主法制恢复和快速发展时期（1978﹣2011年）、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中国时期（2012﹣2050年），我们要把改革取得巨大成就而激发出来的满腔热情转化到实际工作中去。一方面，要大力加强法治建设，更好地用法律保护人、尊重人、规范人；另一方面，不断提高人们的道德素养和法律意识、法律文化，并将之转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不竭动力。

——摘编自冯玉军《70年法治建设波澜壮阔》

材料一新中国成立伊始，我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法制建设。中央人民政府相继制定颁布了《婚姻法》《工会法》《土地改革法》《惩治反革命条例》《惩治贪污条例》，以及禁毒禁烟、战犯罪犯改造等重要法规。1954年9月15日至2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诞生。此次会议，同时还颁布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 等重要法律。以上法律法规初步奠定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格局。

——摘编自刘文光《新中国法制建设：新世纪之初的历史回眸和反思》

材料二1982年12月，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通过了新宪法，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宪法的法律地位和作用，指出它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目标，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确立了这一基本治国方略和目标。在制定新宪法的基础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其中法律128件，关于法律的决定75件，共计203件，这些法律涉及国家机构、刑事、民事、经济、行政、对外开放、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等方面。从1985年开始，我国已实施了两个全国性的在公民中普及法律常识的五年计划，现在正在实施第三个五年计划。从1994年12月到1998年5月，中共中央举办了七次法制讲座。出现了从重人治、轻法治向重法治转变，从权力至上向法律至上转变，从重义务轻权利向权利义务并重转变和从重实体法轻程序法向两者并重转变的现象。

——摘编自李玉荣《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历程及其基本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