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37年的中国的大后方（含川、滇、黔、陕、甘、湘、桂七省）仅有工厂237家，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决定开展以国防为中心的经济建设运动，将沿海工业向内地迁移，共计内迁工厂448家，机料7.09万余吨，内迁技工人数1.2万余人。许多工厂在内迁途中屡遭轰炸，但资本家与各厂职工们均表现出牺牲精神，“看见前面同伴被炸死……洒着眼泪把死尸抬到一边，咬着牙照旧工作”。……到了1942年，渝、川、康、湖、桂、滇、黔等西南地区和西北的陕甘地区的工厂数占全国90％以上，尤其渝、川、湖最为密集。

——据陆婷《抗战时期工业内迁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三线建设》等

材料二   从1964年开始，我国在西南、西北内地省份为主的三线地区开展了一场以战备为中心的大规模基本建设，它历经“三五”到“五五”三个五年计划，安排了几千个建设项目。在三线建设过程中，中央还注意到照顾人民的利益，将基建投资从最初的1000亿元压缩到850亿元。广大建设者们怀着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抢速度的决心，经过长达十几年的艰苦奋斗，三线地区国防工业的主要产品生产能力、技术力量都已超过一、二线地区。许多长期不发达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涌现了几十个中小工业城市，社会经济、文化水平得到显著提高。

——摘编自郭德宏等《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

材料一   农耕器具、水利工程、交通货运、医药卫生等成为中国古代举国体制发挥作用的重点领域。国家一方面通过控制盐、铁、丝、棉等战略资源以及专卖权和铸币权，来避免私人资本、豪强的垄断。另一方面，通过严密的政府体系来动员广大人力、物力，实施赈灾、救济，兴建运河等大型水利工程和军事要塞等重大防御工事。古代举国体制还重视“乡钟之治”，以弥补皇权对基层社会治理的缺憾。

——据吴飞等《新型举国体制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

材料二   

——张宇等《科技创新中的新型举国体制实施路径》

材料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各地采取“以民教民、能者为师”的方针，积极开展农村冬学运动和职工教育运动。据统计，仅1953年，全国农民参加冬学(农校)的人数就达到4885万，参加职工业余学校的工人也达到300多万，一些大型的工矿业还办起了职工夜大。当时上到国家级出版社，下到县乡扫盲学校，各地出版了很多种不同文化水平的“识字课本”。有面对工人的，也有面对农民的，还有专门教城市家庭妇女的。在运动中，一位普通解放军战士祁建华发明的“速成识字法”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扫盲学校的教师每天从报纸上和《时事手册》上找些有关国家大事的文章念给学员听，农校还请农林局的人来讲农业技术课。各地学校经常组织学员协助政府完成一些重要工作，如组织乡村抗旱大队、参加修路、进行社会服务活动等。

——摘编自吴敏先、方海兴《论建国初期的工农教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