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37年的中国的大后方（含川、滇、黔、陕、甘、湘、桂七省）仅有工厂237家，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决定开展以国防为中心的经济建设运动，将沿海工业向内地迁移，共计内迁工厂448家，机料7.09万余吨，内迁技工人数1.2万余人。许多工厂在内迁途中屡遭轰炸，但资本家与各厂职工们均表现出牺牲精神，“看见前面同伴被炸死……洒着眼泪把死尸抬到一边，咬着牙照旧工作”。……到了1942年，渝、川、康、湖、桂、滇、黔等西南地区和西北的陕甘地区的工厂数占全国90％以上，尤其渝、川、湖最为密集。

——据陆婷《抗战时期工业内迁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三线建设》等

材料二   从1964年开始，我国在西南、西北内地省份为主的三线地区开展了一场以战备为中心的大规模基本建设，它历经“三五”到“五五”三个五年计划，安排了几千个建设项目。在三线建设过程中，中央还注意到照顾人民的利益，将基建投资从最初的1000亿元压缩到850亿元。广大建设者们怀着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抢速度的决心，经过长达十几年的艰苦奋斗，三线地区国防工业的主要产品生产能力、技术力量都已超过一、二线地区。许多长期不发达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涌现了几十个中小工业城市，社会经济、文化水平得到显著提高。

——摘编自郭德宏等《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

材料一   农耕器具、水利工程、交通货运、医药卫生等成为中国古代举国体制发挥作用的重点领域。国家一方面通过控制盐、铁、丝、棉等战略资源以及专卖权和铸币权，来避免私人资本、豪强的垄断。另一方面，通过严密的政府体系来动员广大人力、物力，实施赈灾、救济，兴建运河等大型水利工程和军事要塞等重大防御工事。古代举国体制还重视“乡钟之治”，以弥补皇权对基层社会治理的缺憾。

——据吴飞等《新型举国体制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

材料二   

——张宇等《科技创新中的新型举国体制实施路径》

材料   1954年，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1963年，周恩来进一步对四个现代化作出表述：“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他认为，四个现代化“要同时并进，相互促进”。1964年，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任务并指出，“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经历十余年的发展，周恩来的四个现代化思想终于成熟。

——据曹应旺《周恩来的四个现代化思想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