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世纪30年代，“体育救国”呼声持续高涨。1932年8月，天津《大公报》发表社论，提出“应舍弃过去模仿西洋之运动竞赛”，认为体育之目的是“卫国治产”，而非培养少数的优秀选手，而我国的国术正可以达到此目的。网球、高尔夫球等球类游戏是嬉戏享乐的奢侈品，应该摒弃。一切学生须作兵操，并尽可能的“劳动化、农工化”。这些言论遭到一些学者的反驳。他们认为“体育的最低目的是健康，最高目的为文化”“近代国际战争，全赖科学，敌人苟用飞机大炮轰炸，大刀即无所拖其技。为捍卫国家计，宜训练智勇兼备之士，养成跑跳奔攀之技，绝非土体育所能奏效”。

——据罗时铭著《中国体育思想史(近代卷)》

材料二   建国初期，政府把群众体育建设放在体育事业的首位。1952年，毛泽东同志提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强调要开展经常性的群众体育运动。中央专门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统一管理和推动群众体育的规范发展。在政策的鼓励下，从政府机关到全国群众，从工矿企业到各级学校，全国各地掀起体育运动浪潮。篮球、排球等项目又成了民众开展最广泛的运动项目。打球、赛跑、游泳、武术等活动在工厂、企业、机关中十分活跃。农村中，摔跤、武术、骑马、射箭、举石锁、石担等民间体育活动和球类、跑步等项目也日益兴盛。

——据孙葆丽《我国群众体育发展的历史回顾》

材料一   1937年的中国的大后方（含川、滇、黔、陕、甘、湘、桂七省）仅有工厂237家，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决定开展以国防为中心的经济建设运动，将沿海工业向内地迁移，共计内迁工厂448家，机料7.09万余吨，内迁技工人数1.2万余人。许多工厂在内迁途中屡遭轰炸，但资本家与各厂职工们均表现出牺牲精神，“看见前面同伴被炸死……洒着眼泪把死尸抬到一边，咬着牙照旧工作”。……到了1942年，渝、川、康、湖、桂、滇、黔等西南地区和西北的陕甘地区的工厂数占全国90％以上，尤其渝、川、湖最为密集。

——据陆婷《抗战时期工业内迁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三线建设》等

材料二   从1964年开始，我国在西南、西北内地省份为主的三线地区开展了一场以战备为中心的大规模基本建设，它历经“三五”到“五五”三个五年计划，安排了几千个建设项目。在三线建设过程中，中央还注意到照顾人民的利益，将基建投资从最初的1000亿元压缩到850亿元。广大建设者们怀着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抢速度的决心，经过长达十几年的艰苦奋斗，三线地区国防工业的主要产品生产能力、技术力量都已超过一、二线地区。许多长期不发达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涌现了几十个中小工业城市，社会经济、文化水平得到显著提高。

——摘编自郭德宏等《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

材料一   农耕器具、水利工程、交通货运、医药卫生等成为中国古代举国体制发挥作用的重点领域。国家一方面通过控制盐、铁、丝、棉等战略资源以及专卖权和铸币权，来避免私人资本、豪强的垄断。另一方面，通过严密的政府体系来动员广大人力、物力，实施赈灾、救济，兴建运河等大型水利工程和军事要塞等重大防御工事。古代举国体制还重视“乡钟之治”，以弥补皇权对基层社会治理的缺憾。

——据吴飞等《新型举国体制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

材料二   

——张宇等《科技创新中的新型举国体制实施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