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世纪30年代，“体育救国”呼声持续高涨。1932年8月，天津《大公报》发表社论，提出“应舍弃过去模仿西洋之运动竞赛”，认为体育之目的是“卫国治产”，而非培养少数的优秀选手，而我国的国术正可以达到此目的。网球、高尔夫球等球类游戏是嬉戏享乐的奢侈品，应该摒弃。一切学生须作兵操，并尽可能的“劳动化、农工化”。这些言论遭到一些学者的反驳。他们认为“体育的最低目的是健康，最高目的为文化”“近代国际战争，全赖科学，敌人苟用飞机大炮轰炸，大刀即无所拖其技。为捍卫国家计，宜训练智勇兼备之士，养成跑跳奔攀之技，绝非土体育所能奏效”。

——据罗时铭著《中国体育思想史(近代卷)》

材料二   建国初期，政府把群众体育建设放在体育事业的首位。1952年，毛泽东同志提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强调要开展经常性的群众体育运动。中央专门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统一管理和推动群众体育的规范发展。在政策的鼓励下，从政府机关到全国群众，从工矿企业到各级学校，全国各地掀起体育运动浪潮。篮球、排球等项目又成了民众开展最广泛的运动项目。打球、赛跑、游泳、武术等活动在工厂、企业、机关中十分活跃。农村中，摔跤、武术、骑马、射箭、举石锁、石担等民间体育活动和球类、跑步等项目也日益兴盛。

——据孙葆丽《我国群众体育发展的历史回顾》

材料一   农耕器具、水利工程、交通货运、医药卫生等成为中国古代举国体制发挥作用的重点领域。国家一方面通过控制盐、铁、丝、棉等战略资源以及专卖权和铸币权，来避免私人资本、豪强的垄断。另一方面，通过严密的政府体系来动员广大人力、物力，实施赈灾、救济，兴建运河等大型水利工程和军事要塞等重大防御工事。古代举国体制还重视“乡钟之治”，以弥补皇权对基层社会治理的缺憾。

——据吴飞等《新型举国体制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

材料二   

——张宇等《科技创新中的新型举国体制实施路径》

材料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各地采取“以民教民、能者为师”的方针，积极开展农村冬学运动和职工教育运动。据统计，仅1953年，全国农民参加冬学(农校)的人数就达到4885万，参加职工业余学校的工人也达到300多万，一些大型的工矿业还办起了职工夜大。当时上到国家级出版社，下到县乡扫盲学校，各地出版了很多种不同文化水平的“识字课本”。有面对工人的，也有面对农民的，还有专门教城市家庭妇女的。在运动中，一位普通解放军战士祁建华发明的“速成识字法”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扫盲学校的教师每天从报纸上和《时事手册》上找些有关国家大事的文章念给学员听，农校还请农林局的人来讲农业技术课。各地学校经常组织学员协助政府完成一些重要工作，如组织乡村抗旱大队、参加修路、进行社会服务活动等。

——摘编自吴敏先、方海兴《论建国初期的工农教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