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鼓励集体和农民本着自愿互利的原则，将资金集中起来，联合兴办各种企业，尤其要支持兴办开发性事业。”这条政策区别于以往的主要意义在于，解决了当时由承包制引起的集体与个人之间的矛盾，为乡镇企业在新环境下指明了发展路径。此后，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在国民经济增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与此同时，乡镇企业为农民收入增长提供了新的来源。1978~2006年，乡镇企业从业人员工资水平逐步提高，由人均年收入308元增加到8369元，乡镇企业工资性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由8.2%提高到46.4%，乡镇企业已成为支持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更重要的是，乡镇企业带动了农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开启了城镇化的进程。

——摘编自李晓寒《当代中国改革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

材料二：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城镇化进程加速，由于当时农村的环境保护意识不强，城市工厂可以将一部分宜在农村加工的产品或零部件有计划地扩散给社队企业经营，这给城市工业的“三废”等污染进入农村地区提供了渠道。一些高污染的行业如造纸、化工等则以联营、分厂等名义进入农村地区，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为此，1984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强乡镇、街道企业环境管理的规定》，明确指出“禁止污染向乡镇、街道转移”。此外，这一时期农村的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在促进乡镇建设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同时，带来了新的环境问题：一是乡镇企业未经处理排入环境中的“三废”，导致了水、土壤和空气的污染；二是乡镇企业为扩大规模，大量砍伐森林，占用耕地，造成水土流失和土壤沙化。从污染范围和程度来看，乡镇企业引致的污染已远超城市工业污染，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因此，“对乡镇企业的发展，要合理规划，应当注意防止对环境的污染”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

——摘编自闵继胜《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环境治理的变迁》

材料一

1979年秋，赣州地区部分地方开始试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双包”责任制。在这个过程中，少数干部、群众思想仍未想通。1980年7月底，中共赣州地委决定组成三个工作组到定南、兴国、瑞金进行责任制的调查。调查组一致反映：从调查情况来看，绝大多数群众都要求坚持包产到户。对包产到户具体问题的处理，群众说：“几瓶开水一豌豆，队长出题大家凑，七嘴八舌几小时，统一思想就拈阄。”8月底，中共赣州地委认为包产到户应同其他责任制一样，要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在困难、落后的地方，尊重群众意愿，不硬性规定比例，凡是搞包产到户的地方，要加强领导，创造条件，逐步引导向专业化分工协作的方向发展。

——摘编自李春媚《改革开放之初赣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

材料二

2014年11月党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中强调“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实行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引导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三权分置”是我国新时代背景下国情和农情又发生了新情况、新变化的产物。赣州经开区三江乡深入推进承包耕地三权分置改革，对乡内闲置土地和水面进行整合，统一管理、统一经营，将承包耕地流转到村集体，再由村集体转包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而发展农业产业。结合三面环水、海拔较低等优势，三江乡加快发展现代设施农业、大棚蔬菜、富硒水稻、花卉种植等特色主导产业。

——摘编自赣南日报《深入推进“三权”分置改革》

材料一   斯大林认为“苏联的工业化不能像资本主义的工业化那样从轻工业开始，而必须从重工业开始”。为了迅速发展国民经济，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受命制定五年计划，在计划中对国民经济的投资、工农业的增长比例、冶金、交通各方面的发展制定了详细的控制数字和发展目标。另外还规定，必须逐步排挤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加强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1932年底“，一五”计划提前完成。

——戴隆斌《斯大林传》

材料二   （中国）“一五”计划的重点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以钢铁为例，五年内炼铁能力增加了280万吨，炼钢能力增加了253万吨。为了统一管理全国的经济，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以一只“看得见的手”调动经济的每一个细胞，需要建设什么工厂、生产什么产品、产品的产量和投资的规模，都由国家通过计划直接安排。生产出来的产品，由国家统购统销。

——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材料三   我国GDP从1978年的0.3645万亿元增长到2017年的82.7万亿元，占世界经济比重15%左右，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成为世界经济稳定复苏的重要引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85元增长到2017年的59660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从1978年的343.4元、133.6元提高到2017年的36396元、13432元。

——摘编自《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