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测算，2020年前亚洲地区每年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将达到7300亿美元，现有的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多边机构都没有办法满足这个资金的需求。亚洲地区其实并不缺乏资金，缺少的只是融资机制，需要搭建一个专门的基础设施融资平台，以充分利用本地区充裕的储蓄。2015年12月25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成立，全球迎来首个由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

——新浪网网评

材料二 二战后，全球化逐步发展到新的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覆盖到全球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全球化”观念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被人们普遍关注……以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为核心的信息产业飞速发展，使人们之间的联系和交往越来越便捷和密切，时间和空间对人们的阻隔越来越小。西方国家放松对经济的管制，市场机制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各种关税壁垒明显削弱，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开放度不断扩大，商品、服务、资本和技术的国际流动更加通畅。

——引自罗文东《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

（1）根据材料一，分析“亚投行”成立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归纳“全球化”的特点。

材料   据联合国统计，在全球范围内，跨国迁移的人口从1965年的7500万增至1990年的1.2亿，到2007年，约有2亿人在出生国以外生活。其中，多数移民流向欧美发达国家并对其人口特别是劳动力增长影响甚大。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外来移民占美国新增劳动力的57.5%、德国的45.5%、加拿大的25.7%、澳大利亚的24.1%。相比之下，以前不知名的西北欧小国更是令人刮目相看。例如，芬兰的外来移民增幅高达163%，奥地利为151.7%，爱尔兰为114.8%，丹麦是80.6%，冰岛和挪威在50%—62%之间。从移民来源看，在2006年迁入经合组织成员国的永久移民中，欧洲占33.8%，亚洲占33%，拉丁美洲占19.7%，非洲占8.8%，美洲占3.2%，其余是大洋洲移民。在迁入欧洲的移民中，56.8%是欧盟成员国的公民，亚洲移民仅占15.2%，拉丁美洲占13.4%，非洲占14%，北美洲占6.3%。这就是说，各国人口的迁移呈现出一种很强的地缘性特征。欧洲移民主要在欧洲流动。非洲移民中85%流向欧洲，亚洲移民中有2/3以上流向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家，拉丁美洲移民主要流向北美洲。

——摘编自梁茂信《全球化视野下亚洲科技人才移民美国的历史透视》

提取材料中的一条或多条信息，并结合所学知识进行阐述。（要求：信息明确具体，阐述从原因（背景）、影响角度进行，史论结合，论证充分，逻辑清晰）

材料   20世纪90年代中叶以来，关于亚太地区的合作关系，太平洋沿岸国家提出了以下几种各具特色的构想，如表所示。

注：越南、老挝、柬埔寨分别于1995年、1997年、1999年加入东盟。

——摘编自王逸舟《亚太经济合作：思路、条件及大国关系》（1994年）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就材料整体或者其中任意一点拟定一个具体论题，并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材料一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始终坚持以合作为导向，扩大各国利益的共同点，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国参与全球治理则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将维护自身的国家主导权与优越的国际地位置于首要地位。中国强调各国主权平等，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美国更多地强调本国的主导作用，追求自身在国际制度中的优势地位。中国首先从经济领域开始参与全球治理进程，随后逐渐扩展到网络和太空等新兴领域。美国作为全球治理的领导者，参与面极广。两国进行过有效合作，但中国主张应该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多边主义。美国则更加偏好单边主义和有选择的多边主义。中国的全球治理战略注重世界的整体性和全球公益，强调从国际与国内两个大局考虑问题，重视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统筹协调。美国的全球治理战略服从于国家治理需要，更加内向化，倾向本国国内事务。

——摘编自吴志成、李颖《中美全球治理战略比较》

材料二   自一战以来，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先后经历了凡尔赛—华盛颜体系、雅尔塔体系以及后冷战格局三次重大转变。这些全球治理体系都存在一个共同点，即它们都深受资本逻辑和权力政治的驱使，是一种典型的霸权政治和均势秩序支配下的全球治理体系。后冷战时代的全球治理体系基本上摒弃了殖民掠夺的血腥手段，提倡“平等”“合作”“共治”等理念，赋予每个参与主体公平“发声”的权利，但这只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适应全球化时代发展需要的形式和手段而已，这完全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权力和国家利益为前提的，完全是建立在大国之间势均力敌的基础上的。当今世界的全球治理体系本质上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排他性的“单边治理”体系或“西方治理”体系，全球治理体系正日益暴露出世界权力结构深刻重塑而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话语权严重缺失的主体性矛盾和缺陷。

——摘编自殷文贵《批判与重塑：全球治理体系的内在缺陷及其变革转向》

材料一   进入21世纪后，尤其是9·11事件之后，美国为打击恐怖主义和保障能源供应，应对中国等国家在非洲的竞争，美国开始重新审视非洲的战略价值，加大对非洲的人道主义援助，帮功当地应对民生与公共卫生领域的挑战。但援助的同时依然附加政治性条件，例如通过援助推进当地军事安全建设以及政治自由民主等。

——摘编自杜小林《冷战后美国对非政策的演变、特点及趋势》

材料二   中国对非洲官方发展援助方针与政策是基于南南合作的框架之下，提偶互惠互利，共同发展。2006年，中国政府提出与非洲地区构建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通过创新援助模式，集中在人力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农业和粮食安全、气候变化、以及人道主义援助等领域对非洲进行援助，增强非洲受援国家的自主发展能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摘编自周尚思《中国与美国对非洲官方发展援助模式的比较分析》

材料一   1870—1914年这数十年是技术进步、人口增长和迁徙、运输和通信改进、贸易和投资扩张的时代。1870年之后的世界呈现出一种前所未见的全球化面貌，地球上纵横交错的通信和运输线路正在把思想和人口以更快的速度转移。工业研究实验室、大型现代公司以及全球化的到来，把全世界整合为一个市场经济体。

信息技术加上继续推进的全球化重启，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临界规模之后，变成了超级全球化。全球化的理论构想，即每个国家充分发挥各自的资源配置优势，在全球经济结构中做出平等贡献、获取平等好处的目标，在现实世界中并未实现。对全球化的反对声浪于是升起，这时的反全球化是穷国的反全球化，与21世纪美国的“反全球化”不同。

——摘编自【美】布拉德福德·德龙《蹒跚前行：1870—2010年全球经济史》等

材料二   建立现代国家、发展现代经济、建设现代社会是现代化的三项任务，也是20世纪世界各国尤其是非西方国家都回避不了的历史命题。在20世纪，人们看到多种发展模式，有拉美模式、东亚模式（新加坡、韩国等）苏联模式、阿拉伯模式、中国模式等。各国寻找不同的发展道路，有些国家走得顺利，有些国家则不如人意。走得顺利，是因为找到了适合本国国情的道路，将历史的传统与时代的需要相结合，从而比较平稳地实行社会转型。走得不顺利，是因为生搬硬套别国的经验，盲目移植，水土不服，导致现代化进程受挫。

——摘编自钱乘旦《新世界史纲要》

材料：在各个积极备战的民族国家之间，存在一种均势，在这种环境下，国家开始具有了三种维度：科学国家，目的在于利用科学、技术和发明为国家服务；战争国家，随时准备保卫该国的政治、经济和帝国的利益；社会国家，它专注于解决危险的阶级问题和确保国内稳定。国家的这三个面向并列发展：它们是同一种抱负的不同侧面，同一项事业的不同分支，从柏林到巴黎，从巴黎到伦敦，再从莫斯科到纽约，它们无处不在。

——据（印度）萨维帕里·戈帕尔等主编《人类文明史，第7卷：20世纪》

上述材料是学者对1914年至20世纪70年代国家发展“面向”的定义和阐释。据此，结合所学知识，提出世界近现代某一历史时期的国家发展面向，并进行简要阐释。（要求：提出不少于两个面向，且不得与材料中的三个面向重复，史论结合，史实准确，逻辑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