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是中国传统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社会治理方式。户籍制度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始自商周，历经秦、汉、三国、晋、隋、唐、宋、明、清等封建君主朝代。到今天，户籍制度仍然是中国政府实施社会治理和管理的重要工具，其理论、机制和实践都有着悠久的历史。 

阅读材料，结合所学，举例说明中国古代户籍制度的特点。

材料：西晋以前，户籍书写于简牍之上，户籍只记载籍贯、户主及家庭成员姓名、性别、年龄、相互关系、身体状况等主要信息。东晋建立之初，“自中原丧乱，民离本域，江左造创，豪族并兼，或客寓流离，名籍不立。”东晋南朝时期，纸本户籍逐渐使用，户籍内容也日趋丰富，先祖仕宦履历、起家官、联姻状况、嫡庶身份乃至某些诏书，无不登录其中。户籍保管也由此前的地方二级制变为自中央到地方的多级制，各级政府可以经常进行检籍。

——据韩树峰《从简到纸：东晋户籍制度的变革》

结合所学知识，对东晋南朝时期户籍制度的变化加以阐释。

材料一   由于工匠资源极为匮乏，西周实行“工商食官”制度，官府完全占有手工业者，进行垄断性生产。春秋战国时期，在诸侯割据所产生的权力真空下，私营手工业开始成长、发展，在原有的“工商食官”模式被打破后，政府改用户籍制度来控制工匠。工匠们被编入特殊的匠籍中，不准随意变更职业，要世代为官府服务。同时，为了弥补工匠人数的不足，政府又将大量的官奴婢投入到工匠群体之中。秦汉时期，一些手工业者脱离农业而独立出来，使得工匠的数量有所增加。但与皇帝的个人欲望的急剧膨胀和政府公共开支的大幅攀升相比，工匠资源仍然处在一个供不应求的状态之中。

——摘编自郭浩等《大匠良造：中国传统匠作文化》

材料二   明朝前期，基本沿袭元朝的手工业管理制度，工匠一旦进入匠籍，就必须世役永充，以轮班、住坐两种方式，为官府局院无偿服役。这一时期，官营手工业一直是手工业的主体。明中叶以后，匠籍制趋于瓦解。明后期的手工业转变为以民营为主和官府重在征税的新体制。与此同时，海外贸易因“海禁”而出现逆转，特别是晚明城市商业化的发展较快，东南沿海城镇市民社会或有雏形，儒士世俗化非常明显……这些现象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南宋后期城镇社会的延续与发展。

——摘编自李治安《两个南北朝与中古以来的历史发展线索》

材料一   汉简《二年律令》有“卿以上所自田户田，不租，不出顷刍稿（不出刍、稿税）”的规定。

汉简《二年律令》（局部）

材料二   国朝驻跸钱塘，百有二十余年矣，外之境土日荒，内之生齿日繁，权势之家日盛，兼并之习日滋，百姓日贫，经制日坏，上下煎迫，若有不可为之势……今百姓膏腴皆归贵势之家，租米有及百万石者。

——摘编自李华瑞《宋代的土地政策与抑制“兼并”》

材料一 东晋一朝，中原丧乱，大批流民流寓江左，形成了许多侨郡县。这些人不为所在州县编户，无固定租税负担，他们与土著百姓生活无异而负担不同，引发了侨民与土著居民的矛盾，有的成为豪门世族的佃客、部曲，形成“编户虚耗，南北权豪，竞招游食”，遂造成了“国弊家丰”的严重局面……东晋、南朝政府先后十次颁布命令，实行“土断”。所谓土断，就是以侨户现居地为准定其籍贯所在地，并登记入籍，征收赋役。户籍上，对白籍侨民实行土断，与黄籍户一样承担国家税役。对于世家大族隐藏户口的行为，严厉打击。南方土著和北方侨民混合杂居，侨流“后裔连长为南方之人矣”……“以土断定”使侨置系统与当地系统混合编制，构筑成新的地方行政辖隶系统，亦可增加国家赋税收入。

    ——摘编自雷震《黄、白籍问题与“土断”》

材料二 公元304年，匈奴贵族刘渊以召集旧部兵力辅助司马颖的借口，终于举起了创建政权的大旗。在祖源认同上，汉高祖时曾“以宗女为公主，又妻冒顿，约为兄弟”的史实给他提供一个绝佳的依据，因此，刘渊特别强调自己与汉朝统治者的亲密关系，他称刘邦为“我太祖高皇帝”，又称刘秀为“我世祖光武皇帝”，俨然成了刘邦的“嫡系子孙”。在这种情况下，刘渊在其政权国号的选择上，自然也要与刘邦创建的汉朝拉上关系，于是即“汉王”位。……公元318年，刘曜在长安即帝位，将刘渊建立的“汉”政权，改国号为“赵”。他在改国号的同时，遵循五德历运中的行序，决定“以水承晋金行，国号曰赵，牲牡尚黑，旗帜尚玄”。这样就把自己的法统与西晋联系起来了。

    ——摘编自吴洪琳《十六国“汉”“赵”国号的取舍与内迁民族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