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后，文化外交被视为外交工作一翼，成立专门机构负责，由中央人民政府领导。这一时期文化外交实施“一边倒”政策，民间文化交流作为“文化先行、外交殿后"的重要手段表现活跃。由于国内外形势严峻。此时文化外交以政治与革命为中心。以宣传中国革命成果为主要目标，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形式较为单一。大多是文艺演出、杂技等单向对外宣传。到六十年代中期，文化外交一度停顿。

材料二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文化外交进入新时期，成为对外开放的一项重要内容。恢复建立专门机构负责文化外交并由政府统筹，交流对象遍布世界五大洲。交流渠道不仅有官方，各部门，各地方也积极参与合作，共同推进文化外交发展。到20世纪末，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不同形式的文化往来，与数千个国际文化组织保持联系。

进入21世纪后，文化外交成为我国对外关系中继政治、经济之后的第三根支柱，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成为文化外交的主要任务。十八大以未，文化外交被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孔子学院的建设与发展、“汉学与当代中国”座谈会等都推动了中外高端思想文化交流。特别是“一带一路”作为建设平台，更提升中国文化领域开放水平、努力构建文化交融的命达共同体。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杨悦《新中国文化外交70年-传承与创新》

材料一   1954年12月1日，缅甸总统吴努在访华时对毛泽东说：“很坦率地说，我们对于大国是恐惧的，但是周总理访问了缅甸以后，大大地消除了缅甸人的这种恐惧。”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苏加佐·维约普拉诺托在1957年初回国述职时向记者畅谈他在中国的观感时说：“我跟中国最贴近的邻国，如印度、缅甸、尼泊尔、越南、阿富汗、老挝、柬埔寨等国的大使们经常接触，到了今天，他们已经完全理解了中国和平政策的本质，为此对中国完全不再有任何顾虑。我们印度尼西亚在邻国中是距离最远的一个。却要神经过敏地担忧，那岂不是大笑话！”

——摘编自孙泽学、常清煜《新中国成立初期和平共处外交与国家形象的塑造》

材料二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和推动周边地区的区域合作，参加了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10+1）对话、东盟与中日韩（10+3）合作，推动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推动构建中国—东盟自贸区、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积极参与亚欧会议，作为观察员参加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主持东亚自贸区可行性研究，积极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等。周边地区的多样性决定了区域合作的多层次和多形式特征。中国通过机制化的平台更能拉近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如中国与东盟共同创建了以合作发展为导向的新型关系，上海合作组织旨在共同推动新型地区关系与地区发展进程。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中国在推动区域合作的过程中力求发挥引领而不主导的建设性作用。

——摘编自张蕴岭《新形势下推动构建中国与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

材料   政务院副总理陈云在1951年春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把城乡交流摆在第一位”。1951年10月5日，华北城乡物资交流大会在天津举办，历时45天，成交总额达1.5亿元。本次物资交流大会设置了17个展览馆，会后广大群众对此反响良好。

大会展馆的介绍

群众代表的反响山西棉农曲耀离参观展览会后不无感触地谈到：没想到不把棉花卖给国家，工厂就不能开工，工厂不开工，国家生产就要受到损失，这样下去，农民种的棉花也没有用，工农的生活都不能改善。更没想到棉花除织布织毯外，还有其他的用处。

山西平顺合作模范郭丙福说：“我可认识到工人阶级的伟大，咱们赶上一犋好牲口，一天能耕四亩地，一个小拖拉机一天能耕一百二十亩到一百五十亩，顶三十犋牲口。”

——据王巧鹏《国计民生：1950年代初华北城乡物资交流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