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养老扶弱”承袭了中华民族敬老养老、扶助羸弱的传统美德。到了唐代，敬老养老的措施更加丰富。唐太宗曾颁《赐孝义高年粟帛诏》曰：“高年八十以上，赐粟二石；九十以上三石；百岁加绢二匹。”唐高宗颁过《老人赐几杖鸠杖敕》，内容是“古之为政，先于尚老。九十以上，宜赐几杖；八十以上，宜赐鸠杖。所司准式，天下诸州侍老，宜令州县遂稳便设酒食。一准京城赐几杖，其妇人则送几杖于其家。”

——摘编自杨兵《对唐代几种社会救济形式的辨析》

材料二   唐朝奉行“以孝治天下”的治国之策。因此，唐代统治者高度重视尊老养老，建立了完备的尊老养老政策和有效的实施机制。如唐高宗“以河南县大女张年百三岁，亲幸其第。’免除老人赋役也是尊养老人的体现。唐朝前期的赋役制度主要为租庸调制度，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可以免除力役。唐朝为了保障老人有人奉养照顾，规定“其天下百姓丈夫七十五已上，妇人七十已上，宜各给一丁充侍。”另外，《唐律·名例律》规定：“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收赎。”

——摘编自季庆阳《试析唐代的尊老养老政策》

材料一   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发展传承不曾中断的文明，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在其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三千多年前的殷墟发掘出了利于疫病防治的完整下水道。周朝有瘟疫发生后及时掩埋尸骨的措施，防止疫病再度传播。汉代利用临时的时疫医院收治病人且免除租赋来助力防疫。唐代采取设坊隔离并施医赠药的方式进行疫病救治。宋代设有专门的福利机构用于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居养院”用于安置孤寡且不能自理的老人。“安济房”为专门医疗慈善机构，“漏泽园”用于掩埋无人安葬的尸体。

——摘编自李雪菲、霍江涛《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历史演化对疫情防控的启示》

材料二   民国初年，东北灾荒多次出现，透视出当时社会的衰败景象。在外国列强入侵，国内政局巨变的时期，政府官员急功近利着眼于政治争斗、地盘纷争，无视人们疾苦。灾害使衰败的社会更加满目疮痍，人们生活雪上加霜，过着朝不保夕的悲惨生活。国民身体素质急剧下降，弱化了社会生产力。同时，灾害无法防范和灾后救灾体系的乏力，带来了社会混乱。政府赈济有限，甚至有些地区还横征暴敛，导致社会动乱不堪。

——摘编自王虹波《民国初年东北灾荒的社会危害》

材料三   民国初年，公共卫生事业在各地普遍开展。1916年京师警察厅发出告示要求京城公共卫生要“保持道路清洁”“如果不讲公益，仍旧秽物随便倾倒”，就要“按照违警罚法，从重惩罚”。1923年奉天市政公所成立后，城区公共厕所和民用厕所都纳入政府的统一管理。随地便溺的行为随之减少。1925年北京自来水公司为了提高北京人民的饮水安全，主张引进最先进的细菌检查设备，此后吉林等省也积极筹办自来水工程建设。1927年浙江省政府要求取缔不洁饮料食物，福建省抽调警察执行各种卫生事务，取缔不合卫生的饮食。此外，1922年东北开展了街道卫生宣传教育，1929年吉林宣传卫生大扫除，规定每年五月至十二月须举行大扫除运动会一次。

——摘编自焦婕、焦润明《论民国初年公共卫生建设思潮》

材料一   隋朝仓储的种类有正仓、转运仓、太仓、屯仓、常平仓（调节粮价储粮备荒）、义仓（防备荒年）。除位于长安的太仓、位于太原的太原仓以外，主要围绕洛阳分布。就转运仓来说，开皇三年（583年）隋在卫州置黎阳仓，在洛阳置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大业年间，为保障东都漕粮供应，“置洛口仓于巩东南原上”，置“洛仓于洛阳北七里”。此外，通济渠口置虎牢仓，东都洛阳东又置含嘉仓。隋朝之仓廪不仅数目多，而且库藏量也很大。洛口仓城“周回十里，穿三千窖，窖容八千石以还”。回洛仓“仓城周回十里，穿三百窖。

——摘编自《通典·食货典》等

材料二   隋朝大运河与主要粮仓示意图

材料三   义仓是隋朝政府为备荒年而设置的粮仓。隋朝工部尚书长孙平“见天下州县多罹水旱，百姓不给，奏令民间每秋家出粟麦一石已下，贫富差等，储之闾巷，以备凶年，名曰义仓。”以民间传统组织“社”为单位，劝募当社成员捐助粮食，因此又称“社仓”。开皇十五年（595）以后，义仓由民间自发的一种救助组织变成由地方政府直接负责的赈灾防灾组织，义仓内的粮食也由劝募形式改为按户等定额征收。

——摘编自王仲荦《隋唐五代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