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费孝通的多元一体论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整体性宏观研究的典范。80年代末他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

20世纪90年代他又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民族实体，并不是把56个民族加在一起的总称，因为这些加在一起的56个民族已结合成相互依存的、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在这个民族实体里所有归属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高层次的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认同，甚至在不同层次的认同基础上可以各自发展原有的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

——费孝通《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结合中国史相关史实评析材料中的观点（任意一点或整体）。（要求：结论不能重复材料中观点，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   文明和国家起源是世界性的热点课题，深受各国学术界的关注。黄河流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位于黄河中游地区的陶寺遗址是探索5000多年中华文明的代表性遗址之一。陶寺是百年中国考古的一个“亮点”，是5000多年中华文明的重要“节点”，陶寺是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内涵特质的“聚焦点”，陶寺是今日中国延绵发展而来的重要“初始点”。陶寺考古成果复原了历史文献所载的最初的“中国”国家形态。“陶寺模式”突出体现在王权国家和礼制社会的产生与形成，如农业长足发展提供经济基础；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催生阶级社会；手工业显著进步，出现时代性的“尖端技术与核心技术”；人口增加并集中发展成区域性都邑促进了早期城市的形成。对古代文明特别是传世文献稀缺的上古文明的研究，需要考古学与传统历史学（文献学）“双轮驱动”、相互融合，不仅是材料互补，更是伴随思维方式的更新。在上古史研究领域，考古学重实证性，历史学强调根据史料构建起合理的历史认识系统。两者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虽有差异，但有着相同的目的，都希望构建一个可信的上古史系统。陶寺就是历史学与考古学融合的最佳案例之一、既符合文献中尧都平阳的记载，又有王都级别遗址等考古重大发现的支撑。

——摘编自张清俐《探究早期文明与国家起源的多维面貌》

材料一   良渚古城作为环太湖流域史前文化的一环，与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钱山漾文化在文化因素上一脉相承。古城的核心区由内而外分别是内城（包括宫殿区、墓葬区、作坊区和仓储区等）、城墙、外郭城，城外还有祭坛墓地和大型水利工程。良渚古城俨然是一个政教中心，政权管辖所及的范围除了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外，更是远达今天江苏北部、钱塘江以南的地区。通过考古再现良渚古城，可以发现它在中国都邑发展史和中国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

——摘自《良渚古城：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实证之城》

材料二   五代十国时期，江浙、川蜀、两湖等南方地区经济得到较大的开发，逐渐显示出南方区域经济的优势。若干以商业城市为中心的区域已经形成，因此，东汉以后，长江流域只能建立蜀、吴两国，唐以后却可以成立好几个小国。范仲淹说：“江南旧有圩田，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中稔之利，每亩得米二石至三石。”这些地区开始大量种植水果、花卉和药材等，并且将其大量运往到北方，即使战事紧张，这种商业联系也不曾隔断过。

——整编自王丽梅《论五代十国的历史地位》等

材料一   良渚古城作为环太湖流域史前文化的一环，与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钱山漾文化在文化因素上一脉相承。古城的核心区由内而外分别是内城（包括宫殿区、墓葬区、作坊区和仓储区等）、城墙、外郭城，城外还有祭坛墓地和大型水利工程。良渚古城俨然是一个政教中心，政权管辖所及的范围除了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外，更是远达今天江苏北部、钱塘江以南的地区。通过考古再现良渚古城，可以发现它在中国都邑发展史和中国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

——摘自《良渚古城：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实证之城》

材料二   五代十国时期，江浙、川蜀、两湖等南方地区经济得到较大的开发，逐渐显示出南方区域经济的优势。若干以商业城市为中心的区域已经形成，因此，东汉以后，长江流域只能建立蜀、吴两国，唐以后却可以成立好几个小国。范仲淹说：“江南旧有圩田，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中稔之利，每亩得米二石至三石。”这些地区开始大量种植水果、花卉和药材等，并且将其大量运往到北方，即使战事紧张，这种商业联系也不曾隔断过。

——整编自王丽梅《论五代十国的历史地位》等

①属于夏文化的遗存    ②已有私有制产生的实证

③出土了精美的玉器    ④出现较大规模的祭坛和神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