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汤（商王）名天乙。见于《世本》及《荀子·成相》篇。而《史记》仍之。卜辞有大乙，无天乙，罗参事谓天乙为大乙之讹。观于大戊。卜辞亦作天戊。卜辞之大邑商，《周书·多士》作天邑商。盖天、大二字形近，故互讹也。且商初叶诸帝，如大丁，如大甲，如大庚。却大戊。皆冠以大字，则汤自当称大乙。

——摘自王国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

材料二   司马迁《史记》中列传的最初排序是《伯夷列传》《管晏列传》《老子韩非列传》。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记载，开元二十三年奉皇帝的旨意，将“老子、庄子”一篇升为列传之首。放在伯夷之前。清代钱曾《读书敏求记》记载：“唐尊老子为玄元皇帝，开元二十三年敕升於《史记》列传之首，处伯夷上，于昔藏宋刻《史记》有四、而开元本亦其一为。”

——摘编自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校勘编》

材料三   西人言富国学者，以农矿工商分为四门。农者地面之物也；矿者地中之物也：工者取地面地中之物而制成致用也；商者以制成致用之物流通于天下也。四者相需，缺一不可。与《史记》之言，若合符节。

——摘自梁启超《《史记·货殖列传》今义》

材料一

      梁启超一生所撰史学著作颇丰。在20世纪初流亡日本期间，他在《新史学》中提出旧史学只以帝王、个人为中心，完全没有群体意识、国家意识、民族意识，是不能够承担救亡的重任的。他指出，“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他批判孟子的“一治一乱”说，认为历史不是简单的循环，而是螺旋式发展的。梁启超认为：“英雄者，乘时势也，非能造时势者也。人群之所渐溃积累、磅礴蕴蓄，既已持满而将发，于斯时也，自能孕育英雄，以承其乏。故英雄虽有利益及于人群，要不过以其所受人群之利益而还付之耳。”梁启超提出“历史科学”和“科学的历史”观念，鼓励并引导历史研究者采用包括统计法在内的科学方法。

——摘编自刘书凤《梁启超史学思想述略》

材料二 

      汤因比是20世纪颇受争议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少年时期见证了西方帝国主义最为鼎盛的场景，青年和中年时期历经了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在汤因比一生的事业中，《历史研究》(10卷)和《国际事务概览》(34卷)占据着最为显耀的位置。他曾自述：“自1924年至1956年，我在撰写《历史研究》的同时，还为伦敦的皇家事务研究所编写一部当代国际事务的年鉴……假如我不同时期做这两项工作，我便一项工作也做不成。”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汤因比公开指出，如果世界要想寻求到和平的话，西方必须承认其侵略行径并弥补其给非西方世界造成的伤害。然而，批评之声几乎贯穿汤因比的一生。将“文明”而非民族国家或人类整体作为历史研究单位既是汤因比的一个重大学术贡献，也是汤因比的研究饱受诟病的原因之一。

——摘编自任东波《“文明”与〈历史研究〉：汤因比的历史观》

……筑全国铁路，起海陆军而强中国……今何时乎？列国交通竞争、互校优胜劣败之时也。……夫辟地利，开明智、通商业、广邮政，起农工林矿之业，达辽、蒙、准、藏、滇、桂之防，皆非铁路不为功矣。凡铁路所到之处，即为文明繁盛，铁路未开之所，即为闭塞榛荒，此万国已然之迹也。而达国广土，需之尤迫。

——康有为《清计全局筹巨款以行新政筑铁路起海陆军折》（1898.9）

请简要评析康有为“筑全国铁路”之建议。

材料一   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算其家人口多寡，人多则多分，杂以九等。……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元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

——《天朝田亩制度》

材料二   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在中国社会发生的洋务运动，是一场清政府为了拯救其垂危统治，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达到富强之目的的活动。洋务派创办的一批近代军、民用企业是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开端，带动了后期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发展。

——摘编自夏元东著《洋务运动史》等

材料三   戊戌变法兴起于民族危难之时，变法维新思潮的灵魂是其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维新思想家着重于中国的政治制度改革，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摆脱民族危机。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思想家大量译介西方的著作，传播西方的政治思想和文化。进步的学者们开始从传统儒家思想以外的思想理念，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把西方的先进政治文化和治国理念引入中国，希望从制度层面向西方学习，从改变国家落后的思想面貌着手，寻求富强御侮之道。

——摘编自史仲文、胡晓林主编《中国全史：中国清代思想史》等

材料一   在中国长期的大一统历史中，元朝是由北方游牧民族在中原建立的第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大一统中央集权王朝，而且把大一统国家治理模式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峰。元朝基本上实现了对西藏、西域、云南和岭北等边疆地区的直接管辖，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统一多民族国家政策。这是以往中原王朝难以企及的政治成就，也是元朝历史不同于前代的特殊性。

——乌云高娃《元朝统一多民族国家治理及启示》

材料二   鉴于新疆、西藏两地“道路僻远，人士多畏之”，康有为提出：“吾欲以四川合于西藏，谓之川藏部；甘肃合于新疆，谓之陇回部。然后本部大臣乃得以陇、蜀之人才佐回、藏之政事，其亦不可已乎？”他又说“昔《禹贡》分别五服，极有旨意，后世不知此义矣。今分国为二服，凡东、西、南、北、中五部曰甸服，辽、蒙、回、藏四部曰卫服。甸服专用中央集权之法，卫服专用分设政府之法，云南僻远而界英、法，属多土司，可略采卫服之制。”在中央民部也可作相应调整，“九部大臣皆当列于政府，若虑人数太多，则或以二相，一管内五部，一管外四部，如古二伯之制，亦理之宜也。”

——改编自康有为《官制议》（1903年）

材料三   建立绝对君主制和民族国家的努力是一场伟大而复杂的斗争，它面临着很多敌人：开始的时候，敌人主要是罗马教廷和贵族割据势力；但随着一些民族国家的出现，不免就会发生某些民族国家本身成为其他民族争取自由的斗争对象的情况。17—18世纪是各绝对王权国家之间战争最频繁的年代。在所有这些战争中，最为重要的是三十年战争（1618—1648），因为这场战争以其特殊的惨烈性，激发了有关自然法问题的一些创造性思考，这种思考产生了一套旨在限制国家战争破坏性的现代国际法体系。

——改编自马克垚《世界文明史（上）》

材料   中国近代的国家主权思想

鸦片战争后国家主权思想开始在中国兴起，纵观国家主权思想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和演变，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对国家主权的认识主要来自《万国公法》（该书于1863年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受托译出），他们把《万国公法》视为“彼此可相维系而不可统属之道”，在外交实践中援引《万国公法》维护国家主权。第二阶段是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喊出了“兴民权”的口号，梁启超论证了民与国、民权与国权的密切关系：“国者何？积民而成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第三阶段是辛亥革命时期。邹容主张：“无论何时，政府所为有侵犯人民权利之事，人民即可革命，推倒旧日之政府，而求遂其安全康乐之心。”胡汉民认为，主权“即独立权也，其为独立也，以对于外部不受干涉，为其活动之原则”。

——摘编自侯德彤《中国近代国家主权思想的兴起与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