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历史中，儒学一直在发展与创新。唐代韩愈以周公、孔子的继承者自居，排斥佛、道，鄙薄汉代以来的儒学，认为周公、孔子之道在孟子之后已经断绝。他在《原道》中说：“吾所谓道也，非向（先前）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他的这一主张被宋代儒者接受并发扬。当代学者认为韩愈开了宋代“新儒学”的先河。

——摘编自卞孝宣等《韩愈评传》

材料二   19世纪末，康有为撰写《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二书，认为汉代以来儒者奉为经典的《周礼》《左传》等书，是汉代学者为王莽篡汉而伪造的，影响恶劣，导致“中国之民，遂二千年被（遭受）暴主夷狄之酷政”。他主张回归孔子所编写的《诗经》《礼记》等原典，理解真正的儒学精神。在他看来，孔子是一位伟大的改革家，《春秋》便是孔子为“改制”而创作的。他甚至用西学来解释《春秋》，认为《春秋公羊传》中的“三世”说为：“始于据乱（世），立君主；中至升平（世），为立宪，君民共主，终至太平（世），为民主。”

——摘编自张海鹏等编《中国近代史》

（1）结合材料一及所学知识，指出汉代儒学与孔孟儒学的不同之处，并概括宋代理学在哪些方面对儒学有所发展。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韩愈、康有为关于儒学认识的共通之处。

（3）我们应当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孔子与儒学？

材料一

      梁启超一生所撰史学著作颇丰。在20世纪初流亡日本期间，他在《新史学》中提出旧史学只以帝王、个人为中心，完全没有群体意识、国家意识、民族意识，是不能够承担救亡的重任的。他指出，“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他批判孟子的“一治一乱”说，认为历史不是简单的循环，而是螺旋式发展的。梁启超认为：“英雄者，乘时势也，非能造时势者也。人群之所渐溃积累、磅礴蕴蓄，既已持满而将发，于斯时也，自能孕育英雄，以承其乏。故英雄虽有利益及于人群，要不过以其所受人群之利益而还付之耳。”梁启超提出“历史科学”和“科学的历史”观念，鼓励并引导历史研究者采用包括统计法在内的科学方法。

——摘编自刘书凤《梁启超史学思想述略》

材料二 

      汤因比是20世纪颇受争议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少年时期见证了西方帝国主义最为鼎盛的场景，青年和中年时期历经了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在汤因比一生的事业中，《历史研究》(10卷)和《国际事务概览》(34卷)占据着最为显耀的位置。他曾自述：“自1924年至1956年，我在撰写《历史研究》的同时，还为伦敦的皇家事务研究所编写一部当代国际事务的年鉴……假如我不同时期做这两项工作，我便一项工作也做不成。”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汤因比公开指出，如果世界要想寻求到和平的话，西方必须承认其侵略行径并弥补其给非西方世界造成的伤害。然而，批评之声几乎贯穿汤因比的一生。将“文明”而非民族国家或人类整体作为历史研究单位既是汤因比的一个重大学术贡献，也是汤因比的研究饱受诟病的原因之一。

——摘编自任东波《“文明”与〈历史研究〉：汤因比的历史观》

……筑全国铁路，起海陆军而强中国……今何时乎？列国交通竞争、互校优胜劣败之时也。……夫辟地利，开明智、通商业、广邮政，起农工林矿之业，达辽、蒙、准、藏、滇、桂之防，皆非铁路不为功矣。凡铁路所到之处，即为文明繁盛，铁路未开之所，即为闭塞榛荒，此万国已然之迹也。而达国广土，需之尤迫。

——康有为《清计全局筹巨款以行新政筑铁路起海陆军折》（1898.9）

请简要评析康有为“筑全国铁路”之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