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历史中，儒学一直在发展与创新。唐代韩愈以周公、孔子的继承者自居，排斥佛、道，鄙薄汉代以来的儒学，认为周公、孔子之道在孟子之后已经断绝。他在《原道》中说：“吾所谓道也，非向（先前）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他的这一主张被宋代儒者接受并发扬。当代学者认为韩愈开了宋代“新儒学”的先河。

——摘编自卞孝宣等《韩愈评传》

材料二   19世纪末，康有为撰写《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二书，认为汉代以来儒者奉为经典的《周礼》《左传》等书，是汉代学者为王莽篡汉而伪造的，影响恶劣，导致“中国之民，遂二千年被（遭受）暴主夷狄之酷政”。他主张回归孔子所编写的《诗经》《礼记》等原典，理解真正的儒学精神。在他看来，孔子是一位伟大的改革家，《春秋》便是孔子为“改制”而创作的。他甚至用西学来解释《春秋》，认为《春秋公羊传》中的“三世”说为：“始于据乱（世），立君主；中至升平（世），为立宪，君民共主，终至太平（世），为民主。”

——摘编自张海鹏等编《中国近代史》

（1）结合材料一及所学知识，指出汉代儒学与孔孟儒学的不同之处，并概括宋代理学在哪些方面对儒学有所发展。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韩愈、康有为关于儒学认识的共通之处。

（3）我们应当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孔子与儒学？

……筑全国铁路，起海陆军而强中国……今何时乎？列国交通竞争、互校优胜劣败之时也。……夫辟地利，开明智、通商业、广邮政，起农工林矿之业，达辽、蒙、准、藏、滇、桂之防，皆非铁路不为功矣。凡铁路所到之处，即为文明繁盛，铁路未开之所，即为闭塞榛荒，此万国已然之迹也。而达国广土，需之尤迫。

——康有为《清计全局筹巨款以行新政筑铁路起海陆军折》（1898.9）

请简要评析康有为“筑全国铁路”之建议。

以余所见宋太傅荆国王文公安石，其德量汪然若干项之陵，其气节岳然若万初之壁……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垢……吠影吠声以丑低之，无异于元枯、绍兴之时也。……公之志，在制兼并济贫乏，变通天下之财，由国家酌盈剂虚，以均诸全国之民，使各有所藉以从事于生产。……其青苗、均输、市易诸法，皆本此意也。荆公兴举民政、财政，其条目班班可考，其本意无一不出于利民……易征摇之性质为赋税之性质，以财产之高下列为等第，富者所征较重，贫者所征愈微，其尤贫者，则尽豁免之。有近于国家社会主义，为今世西洋诸立宪之国所犹未能行者也。……三代以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

—摘编自梁启超《王荆公传》(1908年)

请简要评析梁启超在《王荆公传》中对王安石的评价。

材料一   19世纪40年代以来，西方人用条约制度把古老的中国社会拖出了旧轨。在这个过程里出现的西学东渐，使一代一代的中国人看到了与惯见稔熟之物不同的另一种东西。由此产生的比较，与中华民族在磨难中的苦痛交织在一起，但又以近代的欧西映衬中世纪中国，显示了先进与落后的不同。这种矛盾，曾使每一代开眼看世界的忧时之士在抵拒侵逼的同时又不能不以彼律己，省察自身，于是而有历时久远的中西之争和每一代人择取西学的不同命题。

——摘编自杨国强著《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材料二   欧战后很多中国人几乎形成一种共识—世界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故“新文明”“新世界”“新中国”“新社会”“新人”逐渐成为人们的口头禅。“新文化”正是其中最重要的名词之一、且几乎可以涵盖上述其他所有名词。五四学生运动之后，蔡元培就希望全国学生要担起“树吾国新文化之基础”的责任。有人甚至认为“要救济今日社会无限的危险，增进将来社会无限的可能，我们不得不创造新文化，不能不创造新文化”。或正是看到了“文化运动”与“创造新文化”之间的内在关系，有人开始使用“新文化运动”一词。稍后更有人总结“创造新文化，传播新文化，就是新文化运动”。

——摘编自周月峰《五四后“新文化运动”一词的流行与早期含义演变》

材料一   张居正入阁后，认为“当今之事，其可虑者莫重于边防。”为了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他调抗倭名将戚继光、谭纶主持蓟镇防务，增筑居庸关至山海关的空心敌台，任用李成梁防守辽东。另外，他清查军士缺额，撤消监军太监，给将帅以实权，改变了“卒惰而玩，将令不行”的局面。他又利用俺答上层的矛盾，进行分化争取，出现了“隆庆和议”。隆庆四年俺答求降，明政府封其为顺义王，通贡互市，发展民间贸易。从此北边数千里“岁省费什七”，边境晏然。

——杨欣《再论张居正改革》

材料二   鉴于新疆、西藏两地“道路僻远，人士多畏之”，康有为提出：“吾欲以四川合于西藏，谓之川藏部；甘肃合于新疆，谓之陇回部。然后本部大臣乃得以陇、蜀之人才佐回、藏之政事，其亦不可已乎？”他又说“昔《禹贡》分别五服，极有旨意，后世不知此义矣。今分国为二服，凡东、西、南、北、中五部曰甸服，辽、蒙、回、藏四部曰卫服。甸服专用中央集权之法，卫服专用分设政府之法，云南僻远而界英、法，属多土司，可略采卫服之制。”在中央民部也可作相应调整，“九部大臣皆当列于政府，若虑人数太多，则或以二相，一管内五部，一管外四部，如古二伯之制，亦事理之宜也。”

——改编自康有为《官制议》（1903年）

材料一   

材料二   甲午中日战争后，关心国事的士人为新型社团寻找合法性时，认为清末社团完全不同于传统社会中的文人组织，即“自无所谓沿袭”。这些有章程、宗旨、专门旨趣、会员缴纳会费的新型社团，本质上“实袭西洋体制”。这些士人列出1895年至1911年成立，由知识分子（绅士）组成的148个维新社团组织，并总结这些学会的宗旨是：“于文化观点，极尊尚儒术经学，护卫本位文化；于政治态度，则尚变法，求富强，重经世致用；于学术理想，则讲究格致之学，推广西方知识，而有兴办学堂，创设图书馆、博物院之热忱；于社会风气，则崇质简，务实际，尚平等，并倡禁鸦片缠足等陋习。”

——摘编自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