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历史中，儒学一直在发展与创新。唐代韩愈以周公、孔子的继承者自居，排斥佛、道，鄙薄汉代以来的儒学，认为周公、孔子之道在孟子之后已经断绝。他在《原道》中说：“吾所谓道也，非向（先前）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他的这一主张被宋代儒者接受并发扬。当代学者认为韩愈开了宋代“新儒学”的先河。

——摘编自卞孝宣等《韩愈评传》

材料二   19世纪末，康有为撰写《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二书，认为汉代以来儒者奉为经典的《周礼》《左传》等书，是汉代学者为王莽篡汉而伪造的，影响恶劣，导致“中国之民，遂二千年被（遭受）暴主夷狄之酷政”。他主张回归孔子所编写的《诗经》《礼记》等原典，理解真正的儒学精神。在他看来，孔子是一位伟大的改革家，《春秋》便是孔子为“改制”而创作的。他甚至用西学来解释《春秋》，认为《春秋公羊传》中的“三世”说为：“始于据乱（世），立君主；中至升平（世），为立宪，君民共主，终至太平（世），为民主。”

——摘编自张海鹏等编《中国近代史》

（1）结合材料一及所学知识，指出汉代儒学与孔孟儒学的不同之处，并概括宋代理学在哪些方面对儒学有所发展。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韩愈、康有为关于儒学认识的共通之处。

（3）我们应当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孔子与儒学？

……筑全国铁路，起海陆军而强中国……今何时乎？列国交通竞争、互校优胜劣败之时也。……夫辟地利，开明智、通商业、广邮政，起农工林矿之业，达辽、蒙、准、藏、滇、桂之防，皆非铁路不为功矣。凡铁路所到之处，即为文明繁盛，铁路未开之所，即为闭塞榛荒，此万国已然之迹也。而达国广土，需之尤迫。

——康有为《清计全局筹巨款以行新政筑铁路起海陆军折》（1898.9）

请简要评析康有为“筑全国铁路”之建议。

以余所见宋太傅荆国王文公安石，其德量汪然若干项之陵，其气节岳然若万初之壁……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垢……吠影吠声以丑低之，无异于元枯、绍兴之时也。……公之志，在制兼并济贫乏，变通天下之财，由国家酌盈剂虚，以均诸全国之民，使各有所藉以从事于生产。……其青苗、均输、市易诸法，皆本此意也。荆公兴举民政、财政，其条目班班可考，其本意无一不出于利民……易征摇之性质为赋税之性质，以财产之高下列为等第，富者所征较重，贫者所征愈微，其尤贫者，则尽豁免之。有近于国家社会主义，为今世西洋诸立宪之国所犹未能行者也。……三代以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

—摘编自梁启超《王荆公传》(1908年)

请简要评析梁启超在《王荆公传》中对王安石的评价。

材料一   在中国长期的大一统历史中，元朝是由北方游牧民族在中原建立的第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大一统中央集权王朝，而且把大一统国家治理模式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峰。元朝基本上实现了对西藏、西域、云南和岭北等边疆地区的直接管辖，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统一多民族国家政策。这是以往中原王朝难以企及的政治成就，也是元朝历史不同于前代的特殊性。

——乌云高娃《元朝统一多民族国家治理及启示》

材料二   鉴于新疆、西藏两地“道路僻远，人士多畏之”，康有为提出：“吾欲以四川合于西藏，谓之川藏部；甘肃合于新疆，谓之陇回部。然后本部大臣乃得以陇、蜀之人才佐回、藏之政事，其亦不可已乎？”他又说“昔《禹贡》分别五服，极有旨意，后世不知此义矣。今分国为二服，凡东、西、南、北、中五部曰甸服，辽、蒙、回、藏四部曰卫服。甸服专用中央集权之法，卫服专用分设政府之法，云南僻远而界英、法，属多土司，可略采卫服之制。”在中央民部也可作相应调整，“九部大臣皆当列于政府，若虑人数太多，则或以二相，一管内五部，一管外四部，如古二伯之制，亦理之宜也。”

——改编自康有为《官制议》（1903年）

材料三   建立绝对君主制和民族国家的努力是一场伟大而复杂的斗争，它面临着很多敌人：开始的时候，敌人主要是罗马教廷和贵族割据势力；但随着一些民族国家的出现，不免就会发生某些民族国家本身成为其他民族争取自由的斗争对象的情况。17—18世纪是各绝对王权国家之间战争最频繁的年代。在所有这些战争中，最为重要的是三十年战争（1618—1648），因为这场战争以其特殊的惨烈性，激发了有关自然法问题的一些创造性思考，这种思考产生了一套旨在限制国家战争破坏性的现代国际法体系。

——改编自马克垚《世界文明史（上）》

材料   中国近代的国家主权思想

鸦片战争后国家主权思想开始在中国兴起，纵观国家主权思想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和演变，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对国家主权的认识主要来自《万国公法》（该书于1863年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受托译出），他们把《万国公法》视为“彼此可相维系而不可统属之道”，在外交实践中援引《万国公法》维护国家主权。第二阶段是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喊出了“兴民权”的口号，梁启超论证了民与国、民权与国权的密切关系：“国者何？积民而成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第三阶段是辛亥革命时期。邹容主张：“无论何时，政府所为有侵犯人民权利之事，人民即可革命，推倒旧日之政府，而求遂其安全康乐之心。”胡汉民认为，主权“即独立权也，其为独立也，以对于外部不受干涉，为其活动之原则”。

——摘编自侯德彤《中国近代国家主权思想的兴起与演进》

材料一   为解决长期以来妇女代表性不足的问题、增加妇女的政治代表比例、促进政治民主和公平，国际社会中通常采用性别配额制的选举方法，在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推动和全球妇女运动的努力下，包括联合国、各国议会联盟、欧盟理事会等纷纷呼吁其成员国在选举中妇女占比至少达到30%。英国的性别配额制首先于20世纪80年代出现在社会民主党选举中。为在大选中赢得更多的席位，1993年工党首次正式确认采用性别配额制，英国国内其他政党基于自身利益也在积极响应。

——摘编自谢飞先《英国议会选举性别配额制的发展动因分析》

材料二   “民权”泛指人民的权力。近代中国最急迫的任务是“救亡御侮”，这一任务被“士人”们直接凝练在“民权”思想之中，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提出：“苟欲安内攘外，君国子民，持公法以保太平之局，其必自设立议院始矣。”资产阶级改良派“民权”思想中的“民”，主要包括封建官僚、封建绅士集团和由科举制度产生的封建功名之士。谭嗣同指出：“苟有绅权，即不必有议院之名，已有议院之实矣。”传统儒家文化讲究“中庸”，资产阶级改良派认为“民权”不是和“君权”对立，而是共存的，这体现了“中庸”政治的要旨。西方近代的“民权”思想强调“主权在民”“天赋人权”，体现了理性的思维。西方“民权”思想的实质是并不是人民主权，而是资产阶级主权。

——摘编自王先民《近代中国早期“民权”思想探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