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清时期的大商人认为土地是不忧水火，不惧盗贼，百年常新的恒产，因此，他们将大量资本投资于土地。这些大商人为谋得厚利还不惜重金结交官府，取得经营特权。两淮的盐商，云南的铜商等从事的都是最有利可图的行业，只要取得了封建的经营特权，其他商人就无法插手。厚利也吸引着商业资本转化为高利贷资本，高利贷的利率极高，河南地方放债，八折出借，滚算月利，不到一年，利过于本。清朝还可以出钱买官，称为“捐班”。大商人为了改换门庭提高身价，不惜重金买官。而且当官后也是有利可图的，“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摘编自吴量恺《明清时期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商业贸易的发展》

材料二

建国伊始（洪武元年正月）颁行的《大明令》，对于庶民房舍的等级规定：“庶民所居堂舍，不过三间五架，不用斗拱、彩色雕饰”。【《大明令·礼令》】

明末，江南的富商“一命未沾，辄大为营建。” “嘉靖末年，士大夫家不必言，至于百姓有三间客厅费千金者，金碧辉煌，高耸过倍，往往重檐兽脊如官衙然，园囿僭拟公侯。”【顾起元《客座赘语》】

住宅内的装饰和家具的质材日益讲究，皇室、官民四处伐采。山西祁县“正德以前，树木丛茂，民寡薪采，……嘉靖初，邑民竞为居室，南山之木，采无虚岁。……天若暴雨，……延涨冲决，流无定所。”【光绪《山西通志》】

——摘编自姜文川《明朝中后期奢靡之风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以住宅僭越为例分析》

材料三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有其特定含义，系指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由古代传统政治、文化向近代政治、文化转化。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自身经过近两千年的向前发展，至明代后期已经积累、孕育出新的社会因素，这些新因素在性质上不同于以往的传统封建社会而与未来的近代社会相同。它们首先出现在经济领域，然后引起阶级关系、社会生活、政治关系、思想意识、文学艺术与科学技术发生相应变化，……各种新因素纷纷出现的明代后期显然就成为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开端。

——摘编自张显清《晚明：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开端》

材料一：明代财政收入情况表

——摘《明实录》

材料二：《醒世姻缘传》、“三言”、“二拍”等小说中有关白银的描述不可胜数，大到如捐官、行贿、购房、买卖人口，小到如日常消费和社交馈赠，处处可见。铜钱的使用只是第二位的，以物易物也不频繁。

——据《醒世姻缘传》等

材料三：吾以为非废金银不可。废金银，其利有七：粟帛之属，小民力能自致，则家易足，一也。铸钱以通有无，铸者不息，货无匮竭，二也。不藏金银，无甚贫甚富之家，三也。……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材料一   晚明时期，商贩奔波于南北之间，日夜不息。嘉隆时人李鼎称：“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南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杭其必由之境也。舳舻衔尾，日月无淹。”

——摘编自范金民《明清时期大运河沿线地域商帮的活动》

材料二   明清时期不少人走进城市营商，他们在经商所在地共建会馆、公所，这些会馆、公所除了具有联乡情、祀神明，以增进同乡商人的地域认同和团结外，还具有管理商业的职能，如共同商议条规，保证商品质量，统一商品价格，既是防止同乡商人之间相互竞争，也是为了增强与其他商帮竞争的实力。《创建黄皮胡同仙城会馆记》记载了在北京经商的广州商人创建仙城会馆的目的和动机为“由利”：“乡人同为利，而利不相闻，利不相谋，利不相一，则何利?故会之。会之，则一其利。以谋利也，以是谓由利也。”认为同乡商人相互竞争难以获利，即使侥幸获利，也难以以个人的力量与市场上的其他商人以及牙行做斗争。建立会馆的目的虽为消弭同乡商人间的竞争及增强与其他地域商人、牙行斗争的力量，但恰恰说明市场主体间竞争的激烈。

——摘编自张明富《论明清时期的早期市场经济》

材料三   随着明初“开中法”的实施，北方边境贸易发展很快。1728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后，边境贸易更是日趋活跃，晋商几乎垄断了中俄之间的边境贸易。明后期实施的“一条鞭法”，使“役归于地”，税“概以银征收”，商人免除了劳役之苦。“康乾盛世”时期，康熙实行了“摊丁入亩”的政策，取消了几千年来一直沿袭的人丁税，使封建人身束缚得以松弛，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从咸丰开始，国内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化，国内战事频繁，当时军阀割据，土匪纷起，以致晋商票号各分庄损失巨大。洋务运动中兴之际，恰是山西票号极盛于各地之时，我国封建社会中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受高额地租率的影响，晋商把利润大量投向土地，以获取坐享其成的地租，没有把票号与民用工业结合起来。19个世纪中叶以来连续不断的激进主义的暴力冲撞，一次次阻断了中国经济自然演进的路程，最终摧毁了山西商人。

——摘编自张泽一《晋商兴衰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