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公元前11世纪下半叶，周公东征胜利后，在广阔的征服地域内分封其亲属子弟，拓殖建“城”，“国人”居于城内，“野人”居于城外，他们都享有一定的政治权利，国人政治身份高于野人，西周时期的“国”指天子诸侯之都城，其建设有一套理想化的标准模式。都城必置宗庙，立社稷，建高墙，是国家的象征，秦以后两千多年都城的修建往往继承了这种规划传统。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等

材料二   公元前8世纪，希腊城邦兴起，为数众多的城邦一般都建在高地或山丘上，建有城墙等防御设施。城邦大多建立了大规模的神庙，是城邦的宗教中心，城市的中心广场即市政广场是城邦社会与政治活动中心。在许多城邦，人民凭着对土地的拥有权而获得公民权，可以参与城邦公共事务的讨论和执行。城邦一般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周围有大片的农村地区，这是城邦的主要经济基础。

——摘编自黄洋等主编《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西周时期的都城和古希腊城邦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希腊城邦兴起的历史条件。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周政治制度对中华文明发展的影响。

材料一 西周初期形势图：

材料二 公元前260年战国时期形势图(图中洛阳附近空白处为周王室领地)：

材料三 秦朝形势图：

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据《周官》《礼记》记载，周代已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和右史。“太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周代史官们作为主要解释世界的精神领袖，他们的职守之学和文化创造，构成了周代独有的“史官之学”。刘师培指出，“周代之学术，即史官之学也，亦即官守师儒合一之学也。”其理由有二：“一为史官普设于列国也；二为史官为世系之职也。”“史官之学”不仅涉及到人类早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内容，也是对早期中国思想文化进行发展和改造，并使之最终形成了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独具特色的“礼乐文化”。

——摘编自张铮《论中国早期“学”“术”的产生与发展》

材料二   春秋战国时期，史官文化向普及型、开放型文化迅速转变，这种转化的基本动因是社会形态和制度转型。在此时期，许多史官因不能保持原来的禄位而流散各地，文化被史官垄断的局面因此被打破。同时，史官们在谈论具体的政治与历史问题时，往往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以通变的思维、开阔的视野来进行论述。

——摘编自罗德荣、胡如光《春秋战国文化传播的历史进步》

材料一   周代分封制始于周武王克商之后，直至康王时还在继续实施。周代分封制首封夏商帝王后裔和吕尚等周室功臣，后又扩及秦、楚、肃慎等许多臣服于周天子的异姓异族部落。分封对象不限于周王室姬姓一家一族，分封地域也不限于夏商周王族的活动中心，而是覆盖了中华民族赖以发祥的黄河、长江流域主要地区。受封诸侯从周天子那里不仅得到了土地、部落民众和表示身份与权力的彝器等，还得到因地制宜的行政权和开疆拓土的军事征伐权。

——摘编自董恩林《论周代分封制与国家统一》

材料二   从“江南瘴疠地，九州之隅角”到“苏湖熟，天下足”，乃至江南“富甲天下”“衣被天下”，江南农业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段。大体而言，以西晋永嘉南渡为起始，江南人口开始加速集聚，并以丰富多彩的组织形式开展农业生产；经唐安史之乱和宋靖康之变后，江南逐渐完成了这一历史形象转变。

——摘编自樊良树《永嘉南渡后江南农业开发概论》

材料三   “大一统”是中国古代维系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重要政治理念。始于春秋时期儒家“合天下为一家”“六和同风，九州共贯”的“大一统”理念，主张国家要实现政治一统、疆域一统、民族一统、思想文化一统。即以疆域的统一为基础，强调“继前统，受新命”之“正统”，接续紫儒重道、纲常名教之思想文化“道统”。千百年来，“大一统”被历代王朝视为治理国家的重要理念。无论是汉族所建立的王朝还是北方民族入主中原所建立的王朝。甚或是地方割据政权，无不以实现“大一统”为政治目标。并认为这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大一统”成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

——邹建达《光明日报》2016年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