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联邦德国的医疗保险分为法定保险和志愿保险。前者由政府开办，涉及总人口数中的88%，按照参与对象不同分为普通疾病保险和农村人口疫病保险。志愿的私人健康保险一般是高薪阶层自由参加。政府部门劳动及社会事务部负责医疗保险制度的制定及监督工作，不直接干预医疗保险的运营。法定疾病保险是由全国1300个自我筹资、自行管理的疾病基金会负责组织和实施的。战后建立的医疗保险制度长期稳定不变，实现了联邦德国卫生保健的高水平和平等性。       

       ——摘编自易云霓《德国医疗保险制度的运行机制》

材料二   二战后的日本在借鉴美国部分做法的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医疗保险机制。从内务省分离开来的厚生省（后改组为厚生劳动省），专事年金保险和医疗保险的职能。到1961年，日本实现了全民皆参加医疗保险。1973年，政府规定70岁以上的老人看病免费。以工薪收入者为例，个人每月交纳医疗保险费率约为工资收入的8.2%。个人所交部分，由单位从工资中代扣，并由单位直接代交至保险机构。在个人和单位缴纳的同时，政府适当给予补贴。医疗保险的管理体制是由政府实行立法、指导、组织、监督，具体由厚生省有关厅局实施。

——摘编自陈德君、罗元文《日本医疗保险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材料一

德国城市化发展真正驶入快车道是在19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时期，尤其是在帝国统一后，德国的城市化发生了更为显著的变化。城市急剧增多，规模扩大。如随着工业化进程加速，莱比锡发展为重要的工业城市。而且，德国电气工业的迅速发展与工业化和城市化有密切关系。……1835年，巴伐利亚首次建成德国第一条铁路。这条铁路从纽伦堡至菲尔特，全长6.1公里，标志着德国铁路运输时代的开始。“铁路热”开始在全德兴起。到19世纪40年代后半期，德国已经形成了柏林、科隆、法兰克福、慕尼黑和纽伦堡、德累斯顿等铁路交通中心，形成了4大铁路交通网。从19世纪20年代使用轮船以后，随着内河航运业的发展，德意志境内兴起一批内河港口城市。……斯泰因——哈登贝格改革主张城市自治，废除农民封建义务以及进行土地制度改革，为劳动力自由流动创造了条件。“普鲁士式道路”的胜利和农奴制的瓦解，巨额“赎金”部分转化为工业资本，大批破产农民转入工矿企业成为自由劳动力，容克农场扩大经营，日益增长的需要为工业品开拓了销售市场。

——摘编自李富森《近代德国城市化迅速发展的原因》

材料二

德意志帝国时期的社会保险主要包括：俾斯麦时期所通过的三部保险法即1883年《疾病社会保障法》，1884年《工伤事故保险法》，1889年《养老和残疾保险法》。俾斯麦解职后，威廉二世于90年代提出劳工保护立法；1911年三大立法与其他新增法典被并称为德意志帝国社会保险法典；1911年增《遗族保险法》和《雇员保险法》，直至1912年新扩大的保险立法的受保对象几乎覆盖了所有的工人。……社会保险政策的出台不仅为诸多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同时也加强了国家在社会中的职能和作用，这既得益于工业化的成果，也是对工业化所带来负面效应的有效缓解。

——摘编自徐旭华《德意志帝国城市化影响因素分析》

材料一   美国政府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在1950-1998年间，32次更改养老保险标准，综合运用税收、财政转移及货币政策，将国民收入分配到教育、医疗、就业和养老等多个领域。各国政府还及时出台旨在促进就业的宏观政策和总体规划。在西方国家，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覆盖范围极为宽泛，所有公民既是捐助者，又是受益者。挪威政府通过颁发《国家保险法案》《社会照顾法案》来保证每位居民在生、老、病、死、鳏、寡、孤、残或失业等情况下都可获得经济支援和其他形式的社区帮助。

——摘编自王贤斌、郭建新《西方福利国家改善民生的路径及启示参考》

材料二   我国经济已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渐渐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并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建立于计划经济背景下的社会保障制度，已不能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社会保障制度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中国共产党坚持低水平、广覆盖、多层次的基本方针，逐步由“全部包揽”向“国家、单位、个人”三方负担转变，形成了由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三条保障线”所构成的新一代社会保障体系……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为经济的飞速发展提供有效的后勤保障。

——摘编自《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