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里耶秦简户籍簿（节选）

——《（武）周大足元年（701年）沙州敦煌县效谷乡户籍》

提取两项有关秦朝与唐朝户籍登记内容的不同信息，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说明。

材料一 东晋一朝，中原丧乱，大批流民流寓江左，形成了许多侨郡县。这些人不为所在州县编户，无固定租税负担，他们与土著百姓生活无异而负担不同，引发了侨民与土著居民的矛盾，有的成为豪门世族的佃客、部曲，形成“编户虚耗，南北权豪，竞招游食”，遂造成了“国弊家丰”的严重局面……东晋、南朝政府先后十次颁布命令，实行“土断”。所谓土断，就是以侨户现居地为准定其籍贯所在地，并登记入籍，征收赋役。户籍上，对白籍侨民实行土断，与黄籍户一样承担国家税役。对于世家大族隐藏户口的行为，严厉打击。南方土著和北方侨民混合杂居，侨流“后裔连长为南方之人矣”……“以土断定”使侨置系统与当地系统混合编制，构筑成新的地方行政辖隶系统，亦可增加国家赋税收入。

    ——摘编自雷震《黄、白籍问题与“土断”》

材料二 公元304年，匈奴贵族刘渊以召集旧部兵力辅助司马颖的借口，终于举起了创建政权的大旗。在祖源认同上，汉高祖时曾“以宗女为公主，又妻冒顿，约为兄弟”的史实给他提供一个绝佳的依据，因此，刘渊特别强调自己与汉朝统治者的亲密关系，他称刘邦为“我太祖高皇帝”，又称刘秀为“我世祖光武皇帝”，俨然成了刘邦的“嫡系子孙”。在这种情况下，刘渊在其政权国号的选择上，自然也要与刘邦创建的汉朝拉上关系，于是即“汉王”位。……公元318年，刘曜在长安即帝位，将刘渊建立的“汉”政权，改国号为“赵”。他在改国号的同时，遵循五德历运中的行序，决定“以水承晋金行，国号曰赵，牲牡尚黑，旗帜尚玄”。这样就把自己的法统与西晋联系起来了。

    ——摘编自吴洪琳《十六国“汉”“赵”国号的取舍与内迁民族的认同》

材料一   秦“初并天下”，将新统一地区的民众称为“新黔首”。汉高帝五年，天下初定，即颁布诏书令“不书名数”之民“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在全国范围内将未登记户籍者返乡入籍，“未受田宅者，乡部以其为户先后次次编之，久为右，久等，以爵先后”。秦汉时期，编入户籍的民众被称作“编户”齐民，不论为官为吏，还是事末从军，或富贵或贫贱，皆著录户籍。目前所见秦汉户籍资料，户主姓名之前称“某里户人爵某”，而不见“吏”“卒”等身分性标识。

——摘编自吴方基《秦汉户籍制度具有“一齐天下”之功》

材料二   东汉末期，长期战乱，人口大量流失。魏晋统治者为了维持稳定的劳动力供给和社会稳定，保障国家机器正常运转，保证与其他政权竞争时处于优势(或不至于落入劣势)，以及出于与世家大族争夺人口的需要，开始将治下编户划分为多种身分的人户，如屯田户、兵户、吏户等。魏晋户籍中各色人等，不存在良贱之别，他们都是“吏民”“正户”“黄簿民”，按照身分承担不同的国家义务。

——摘编自高智敏《发展与变革：魏晋户籍的身分制特征》

材料一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人口统计的国家之一。西周已有公开的人口调查，还有专司人口统计的官吏。春秋战国时期，为实现富国强兵，统治阶级建立了严格登记户籍的“书社制度”、呈报户口及税收的“上计制度”，加强了人口管理。唐朝政治家杜佑认为治国理政需要掌握详细的人口数字，曾尝试多种方法统计人口，如根据食盐消费量估算进行。明朝建立后，在全国推行“户贴制度”，制定了统一的填写要求和规定，其调查项目之完备，在当时世界上实属罕见。

——摘编自董友涛《中国古代人口统计发展史叙略》

材料二   1908年《预备立宪公会公报》介绍并讨论了日本东京的人口调查。1909年，清政府发布“宪政编查馆奏定统计表总例”，并公布民政和财政统计表式的详细解说。各地调查登记户口时，须核查登记外国人口、教民人口和每户的壮丁、学龄儿童。在此过程中，地方自治区域调查亦同时进行。

——摘编自李章鹏《清末中国的近代人口调查》

材料三   2020年，我国组织实施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与前六次相比，“七普”全面引入电子化方式进行登记，利用互联网云技术实现数据的实时上传，还利用部门行政记录数据对普查进行核验比对。“七普”为了解全国人口状况和发展趋势提供了详细的分年龄人口信息，也为人口领域学术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数据基础。

——摘编自张现苓《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年龄数据准确性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