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武帝统治前期推行“有为而治”的指导思想，执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的经济政策，对外穷兵黩武，导致统治后期民怨沸腾，被迫下轮台罪己诏。公元前87年，汉武帝病逝，命霍光、桑弘羊等人辅佐幼主昭帝。前81年，霍光召集全国各地选出的贤良文学人士进京商议罢黜盐、铁、酒等专营政策，盐铁会议召开。 在会议上，从民间来的贤良文学对盐铁官营等财政措施进行了全盘否定，并进而攻击汉武帝时期的内外政策；作为这些财政措施的经办人，桑弘羊坚决捍卫汉武帝的内外政策，就盐铁等政策的存废与贤良文学展开了激烈论辩。会议结束，朝廷仅罢去了郡国酒榷和关内铁官，其他各项政策仍维持不变，但经济上官营政策有了一定收缩，这场会议中的贤良文学人士普遍得到了重用。

——摘编自陈启喆《盐铁会议和西汉国家干预经济政策的演变》

材料二   明洪武元年（1368年），统治了97年的元王朝被推翻，但残余势力仍旧盘踞北方，朝廷屯重兵于九边重镇，每年需要军粮250万石，给国家造成了较大的财政压力。 洪武三年，朱元璋采山西行省官员建议，令商人于大同仓交米1石，或于太原仓交米1石3斗，发给淮盐1小引（200斤）。 商人纳毕，就可以拿着发给的盐引前往指定的盐场领

取食盐售卖，此即所谓“开中法”。 同时规定，商人贩卖食盐，必须持有盐引，盐与引离，或伪造盐引，即以贩私论处，罪至死。 自此，民间贩盐事业迅速发展，据《明史·食货志》记载，洪武时期，全国产盐最多的两淮、两浙两个盐区，每年办大盐引（400斤）为 572 400 余引，约占全国盐引数的一半。

——摘自朱宗宙《明清时期盐业政策的演变与扬州盐商的兴衰》

材料   西汉前期，钱币袭秦形制，文曰“半两”，法定重量当为十二铢。但铸造时通常实重不及其额，前后铸造的钱币大小、轻重亦不一致。诸侯、达官、豪富多私造牟利，私铸钱低劣者薄如榆荚，号为“荚钱”。不同时期、来源、质量的货币同时流通于市场，折算困难，交易非常不便。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改铸五铢钱，使重如其文，同时严禁私人盗铸。元鼎四年（前113年），取消郡国铸钱的权力，五铢钱统一由朝廷铸造。各种旧币一律销毁，将铜料输至中央铸新币。新币铸造较精，选料严格，式样规范，重量、成色皆有保证，私人铸造难度较大且无利可图，故盗铸之风一时衰息，币制得以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稳定。此后五铢钱大量铸造并长期行用，流通于世700余年。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古代重农抑商政策

材料一   汉高祖令：商人不准穿着丝葛绫锦衣物，不得操持兵器与骑马乘车。商人另立市籍，有市籍者及其家属不准占田，不许入仕做官（《汉书·高帝纪下》），从政治上将其打入贱民行列。经济上重征商人“租税以困辱之”（《史记·平准书》），如人口税，商人加倍，征收二算。商人或经商获利者，自报钱财货物，每二千钱征税一算，商人车辆，加倍征税，每辆二算；船只五丈以上，亦征一算。……凡隐瞒不报或自报不实者，戍边一年，没收钱财。置均输之官，笼天下之货，贵买贱卖，商贾无所牟其利，物价悉平，名曰“平准”。又实行盐铁专卖和手工业官营之制。

材料二   私营商业的发展历来都有两面性，积极的一面是促进市场经济，消极的一面是追求暴利，伤害民众。消极面常常会引起社会不稳定，因而为官府所忌。汉武帝因伐匈奴造成国库空虚，而富商大贾财产累计万金却不救国家之急，因此，汉武帝下令实行盐铁国家专卖制度。桑弘羊将其解释为“建本抑末”之举，实则是培养官商打击私商。隋唐时期同样推行“重农抑商”“崇本抑末”政策；宋元经济立法对盐、茶、酒、金、铜、铁等实行官营专卖禁榷制度，清王朝面对沿海日益兴起的对外贸易，将有限的海外贸易收归政府控制的广州十三行掌握，与海禁类似，清矿冶业被官府紧握，防止商人分利。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龚昌菊、庞昌伟《中国古代“重农抑商”政策、表现、成因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