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72年9月，在容闳等人的催动和运作下，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第一批30名留美幼童到达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对此，《纽约时报》刊发了一则题为《清国留学生抵达旧金山》的消息：“旧金山，9月13日电：昨天到达这里的30名清国学生都非常年轻。他们是很勤奋和很优秀的小姐（因有辫子被美国记者误解）和绅士，容貌俊美，要比任何在这之前曾到美国访问的清国人都好看得多。”

——摘编自1872年9月13日《纽约时报》

材料二   1881年，基于各种历史因素，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共四批）——120名留美幼童被清政府勒令归国，大清第一次留美教育事业夭折。清廷撤回留学生的决定传到美国，以耶鲁大学校长朴德为首的众多美国知名人士联名上书清朝总理衙门，痛陈其不当：“贵国派遣之青年学生，自抵美以来，人人能尽用其光阴，以研究学术，以故于各种科学之进步，成绩极佳。论其道德，尤无一人不优美高尚。职是之故，贵国学生无论在校肄业，或赴乡村游历，所至之处，咸受美人之欢迎，而引为良友。盖诸生年虽幼稚，然已知彼等在美国之一举一动，皆与祖国国家之名誉极有关系，故能谨言慎行，过于成人。美国少数无识之人，其平日对贵国人之偏见，至此逐渐消灭，而美国人对华之感情已日趋于欢洽之地位。”

——摘编自容闳《西学东渐记》

结合史实，谈谈你对中国早期留学运动的认识。

材料   1866年12月，恭亲王奕䜣在奏折《请添设一馆讲求天文算学折》中提出：京师同文馆的职能局限于语言翻译上是不够的；在同文馆内增设天文、算学馆；招收一定科甲正途出身者入馆学习。奕䜣的提议立即遭到传统士大夫的猛烈抨击。

1867年3月，顽固派的代表大学士倭仁上疏反对：用招收科甲正途人士入天文、算学馆学习来解救清政府面临的困境危害甚大，必然导致以夷变夏，加剧西人对中国的侵略，“议和以来，耶稣之教盛行，无识愚民半为煽惑，所恃读书之士讲明义理，或可维持人心”。

奕䜣就顽固派对洋务派“舍中法而以夷为师”这一攻击作出回应，“查西术之借根，实本于中术之天元”，同时强调西法“其实法固中国之法也”。

在新旧力量的交锋中，掌握帝国最高统治权的慈禧太后则采取了游离于争论之外的态度。

倭仁上奏后，慈禧太后于当天即对倭仁进行了召见。慈禧太后出于平衡政局的目的，还是让总理衙门与倭仁等为首的顽固派进行辩论，事实上是纵容以倭仁为代表的顽固派对洋务活动进行攻击。天文、算学馆虽得以设立，但大部分原本打算投报天文、算学馆的科甲人员最终放弃了。

——摘编自胡联洋《论同文馆之争与洋务运动的困境》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奕䜣奏请改革同文馆一事引发的争议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

材料 1872—1875年，（清政府）先后派出4批共120名幼童赴美留学。1881年，基于各种历史因素，留美幼童被清政府勒令归国，大清第一次留美教育事业夭折。清廷撤回留学生的决定传到美国，以耶鲁大学校长朴德为首的众多美国知名人士联名上书清朝总理衙门，痛陈其不当：“贵国派遣之青年学生，自抵美以来，人人能尽用其光阴，以研究学术，以故于各种科学之进步，成绩极佳。论其道德，尤无一人不优美高尚。职是之故，贵国学生无论在校肄业，或赴乡村游历，所至之处，咸受美人之欢迎，而引为良友。盖诸生年虽幼稚，然已知彼等在美国之一举一动，皆与祖国国家之名誉极有关系，故能谨言慎行，过于成人。美国少数无识之人，其平日对贵国人之偏见，至此逐渐消灭，而美国人对华之感情已日趋于欢洽之地位。”……（容闳认为）“以西学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摘编自容闳《西学东渐记》

结合史实，谈谈你对中国“幼童赴美留学”的认识。

材料一   在经历为启动工业化奠定基础的过渡时期(大致19世纪80年代中后期)后，日本开始了工业化进程。首先，日本民营企业获得了较快发展，接着日本近代的财政、金融体制雏形初现。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及随后签署的《马关条约》，日本获得2亿两白银赔款及在中国开放港口的通商特权，工业化全面提速。1875 年到1885年，轻工业是日本工业增长的主要动力。1900年到一战前，日本继续扩大轻纺工业品出口，促进生丝、棉纺织品的出口。与此同时，日本重工业和化学工业逐渐发展起来。特别是经过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与军事有关的工业开始迅速扩大。20世纪30年代后，作为新兴产业的电力、电机、通信、机床、车辆、化学、药品等产业也成长起来，日本迅速进入工业化的中期阶段。

——摘编自郑有国、高文博《中日工业化道路比较分析及其启示》

材料二   1955年，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薄一波称：“只有重工业。才能供给我国轻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以最新式的装备。只有重工业，才能供给我国农业以拖拉机和其他农业机器，并帮助我国五亿农民最终地脱离贫穷状态。”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在强调重工业是建设重点的同时，要多发展些农业和轻工业，使重工业的发展基础更稳固。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布局.，并投资建设了一批机床厂，通过引进和消化国外先进技术，短期内就建立起由号称“十八罗汉”的重点企业构成的机床工业。正是拥有了制造机床的能力，中国的工业发展才真正具备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基础，逐步形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从而使中国能从中端而非低端嵌入到世界产业链，缩短了在世界产业链.上的攀登时间。

——摘编自严鹏《优先发展重工业是顺应大势之举》

材料   鸦片战争后，中国再次开启了大规模的西学翻译活动。19世纪中后期，官方从事翻译工作的主要机构有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其聘请的知名中国译员有徐寿、华蘅芳、赵元益等。1850-1899年，自然科学与应用技术方面的译书数量占到70.4％；从译书语种来源看，译自英国的书籍占50.5％，美国的占14.5％，日本的占15.1％，俄国的仅占0.3％。19世纪末以来，国人对西方政治、法律制度方面书籍的翻译出版需求迅速提升。仅1902-1904年，关于此类书籍的翻译就占到了49.5％，而关于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领域的译书占比则下降到31.55％。1902-1904年的译书中，60.2％译自日本，英美为16.8％，俄国只占0.7％。

——摘编自钱存训《近世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

材料一   19世纪40年代以来，西方人用条约制度把古老的中国社会拖出了旧轨。在这个过程里出现的西学东渐，使一代一代的中国人看到了与惯见稔熟之物不同的另一种东西。由此产生的比较，与中华民族在磨难中的苦痛交织在一起，但又以近代的欧西映衬中世纪中国，显示了先进与落后的不同。这种矛盾，曾使每一代开眼看世界的忧时之士在抵拒侵逼的同时又不能不以彼律己，省察自身，于是而有历时久远的中西之争和每一代人择取西学的不同命题。

——摘编自杨国强著《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材料二   欧战后很多中国人几乎形成一种共识—世界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故“新文明”“新世界”“新中国”“新社会”“新人”逐渐成为人们的口头禅。“新文化”正是其中最重要的名词之一、且几乎可以涵盖上述其他所有名词。五四学生运动之后，蔡元培就希望全国学生要担起“树吾国新文化之基础”的责任。有人甚至认为“要救济今日社会无限的危险，增进将来社会无限的可能，我们不得不创造新文化，不能不创造新文化”。或正是看到了“文化运动”与“创造新文化”之间的内在关系，有人开始使用“新文化运动”一词。稍后更有人总结“创造新文化，传播新文化，就是新文化运动”。

——摘编自周月峰《五四后“新文化运动”一词的流行与早期含义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