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宜昌素以“三峡门户”“川鄂咽喉”著称，清光绪二年（1876年），李鸿章与英国公使威妥玛签订《烟台条约》，将宜昌设为通商口岸。在“利益均沾”的旗号下，日、美、德等国接踵来宜，并设立领事馆、开办洋行、建立教堂，外商经商亦不受限制。民初，宜昌为北洋军控制，并驻扎大量军队。这些部队素质既差，纪律也不好，中央长期拖欠其军饷。1920年11月29日，宜昌发生兵变，时隔半年，宜地再发兵变。两次兵变造成全埠中国商家和官厅银行无一幸免地被洗劫一空，外商亦受损严重，且牵涉国家甚广，以日商损失最重。

第一次兵变后，宜民公推代表赴京向府院请愿，然而中央对于兵变事件已习以为常，并未足够重视。第二次兵变后，宜昌旅京同乡会向国务院递交呈文，“恳求政府于五日内切实批示，否则视政府无保护宜民能力，即请外人将宜昌划为租界，以免再遭浩劫”。然而中央政府“迄未顺从宜民请求，且公然发布袒护王占元（湖北督军）之命令”。于是湖北宜昌旅京同乡会将呈文通电全国，引发轩然大波。省议会及汉口总商会认为“宜昌租界之说，无异引狼入室，当以国贼论”。《申报》表示：“此为中华民国莫大之耻·亡国之原因者，即此类奴性是也。”

同时，为确保湖北境内外商安全，北京公使团于1921年6月24日开会讨论湖北兵变问题，英、日政府力主推动设立宜昌租界计划，而美国极力反对，宜昌租界的提案不得不被搁置。此后，美国提出一个照顾到中国主权及各国利益的替代方案，并获得外交团通过，英、日的如意算盘随之落空。

——摘编自张超《秩序与主权：宜昌商民自请设立租界事件探析》

材料一   作为乡村社会的领袖，乡绅、族长等精英一直扮演着传统国家和民众沟通桥梁的作用。但由于20世纪初的国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内政外交危机中，乡村精英无法在基层治理中发挥原有的功能。在这种条件下，乡村社会的权力真空便需要新的社会群体来填补。这种社会群体既要有足够的能力完成国家汲取资源的任务，又不能在乎自己的社会名声，甚至要不惜与乡村社会的利益对立。为此，乡村社会的狠人、恶人、地痞等社会群体便趁机登上了乡村治理的舞台，成为国家在基层的代理人。

——摘编自郭亮《家国关系：理解近代以来中国基层治理变迁的一个视角》

材料二   19世纪60年代，日本政府推动开展“造村运动”。日本不同地区的农村基本状况差异较大，因此需要根据当地的农业资源、文化资源以及经济状况发展特色农产品。对初级农产品进行一定程度的加工后用途多样化，还能够有效提高农户收入，较好地满足市场对于不同农产品的需求。日本还建立了代表农民利益的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农协”，形成以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农协”和村行政自治组织并行的乡村二元治理结构。此外，为提高乡村治理水平和农村发展水平，政府相继颁布《农村、山村、渔村通电促进法》（1952），《町村合并推进法》（1953）等法律，主要针对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方面进行详细的规定，以增加日本乡村生活的活力，提高乡村基础设施的建设水平和完善乡村的行政治理体制等。

——摘编自李金锴、高鸣《乡村治理何以有效？——国外典型实践模式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