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先秦儒学是在特定的时代气候之下，植根于前代文化的丰厚土壤而成长起来的。它既承担着前代文化传统传承接续的历史使命，也必须回答当时社会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春秋时代剧烈变化着的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伦理、文化等方面都向当时的思想家们提出了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大多是由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之上以后，人群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交往、社会组织日趋复杂化而引发出来的，而其核心问题是社会政治与伦理道德问题。这也是先秦儒学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摘编自徐克谦《先奏儒学及其现代阐释》

材料二   韩非子曾说：“世之显学，儒、墨也。”然而，实际情况却复杂得很。孔子为了宣传自己的学术理想，寄希望于周游列国，却以失败告终；孟子时代，则是“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秦始皇更是实行了“焚书坑儒”的决策。虽然，汉初儒学偶有机会露面，但很快就被道、法强势逼退，至汉武帝时，这一局面才逐渐被打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在武帝举贤良对策中崭露头角，并提出“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的主张，获得汉武帝的采纳，“五经”成为法定的经典。

——摘编自钱耕森《董仲舒：儒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文教事业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革而变革。受奴隶主贵族垄断的“学在官府”教育逐渐走向没落。流散在四方的王官为了养家糊口，只有出卖知识。而没落的贵族子弟、新涌出来的新兴地主分子和挣脱枷锁的自由民，又迫切需要学习文化知识。二者的结合加速了“学在四夷”格局的形成。此外，儒、墨、道、法等学派思想家为宣传学说，也纷纷聚徒讲学。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文教发展史上第一次质的飞跃，其重大意义不可低估。

——摘编自张传燧朱璋龙《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四次重大变革及其启示》

材料二   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武帝置《五经》博士，后又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标志着太学教育的正式开始。此后西汉诸帝继续推行太学教育，至成帝末年，太学生员一度增加到三千人。因博士数量及博士弟子员数额有限，私授儒学的现象在汉代也是蔚然成风绝大多数的授业者都会被朝廷或地方官府延请聘用。此外，很多经学出身的官员退隐后，也会把教授儒学作为自己闲居生活的一部分。正如阎步克说：“汉代民间私学之地位并不低于太学。”

——摘编自孙立涛《汉代儒学教育模式与儒生成长之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