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我国当铺历史十分悠久，早在汉代就已出现，只是那时还处在萌芽时期。典当业到了宋代，由唐代的专营与兼营并立，逐渐向专营发展、正式成为了一种行业。宋代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写道：“杭城风俗……且如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巾装着，皆有等差。……质犀（当铺）掌事，襄巾着皂衫角带。”《清庵集》中记录到：四川僧人宝觉围迟大师在修葺寺院后，“又以钱二十万为所谓长生钱”……由此可见，在宋代官办和民办当铺已经颇为发达的情况下，寺院的当铺经营活动也十分活跃。在宋代，能到当铺进行抵押的物品，除一般的金银珠玉外，有时甚至包括奴婢、牛马等，劳动人民也以生活用品作抵押，并出现以谷物抵押换钱的“谷典”。

——摘编自《中国古代金融与商业》

材料二   清代出现以各级军政衙门或贵族官僚出资开设的“官当”，仅从《查抄和珅住宅花园清单》所见，大学士和珅一人就置有当销75座，本银3000万两，……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山东泰州府平民刘虞吉具状控告前学政、时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宫梦仁，讼词称：“恶总辖山东学政，……于泰州坡子坊自开天成典铺一座。当身杪板一副、杪板四块，价值五百七十两，止当本银十六两，票写四分行息。及完本利取赎，又不发原物交代，违禁取利。”

——摘编自曲彦斌《中国典当史话》

材料三   北京典当业，乃旧式商店之典型，为各业冠，惟自逊清末叶迄今，典当业日趋衰落……按光绪庚子以前，统计北京当业共210余家，造民四元年壬子兵变以后，则一落为170余家，……日下全市仅存有87家……考其表落原因，可分为数端……光绪二十三年，户部以当商取利较厚，税额犹轻，因粪准自是年起，每年当税每家自五两增至五十两。造民国三年，财政部以典当为大宗营业，又有厦订当税，加重征收之举、较昔加倍。……北京典当，率以十八个月为满期，益当物在未满期以前，典当又不能自由处分也……典当期满，货物积压至5、6月，向来值在数千元者，今值数百元而已。……故时至今日，典当业实有从速改善之必要。

——摘编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北京典当业之概况》（1940年7月）

材料四   总而言之，任何时代，只要商品货币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其经济的发展便离不开一定的金融支持。作为高利贷资本活动形态之一的典当业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发挥它的作用的，因而它为生产、流通、生活所必需，能够稳定地发展。其经济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即表现在这里。

——摘编自《中国典当制度史》

材料一

——引自《中报》《中报月刊》等

材料二   （某战争期间）《中报》报道战争消息可谓浩如烟海，如战争、党派活动、后方救助、募捐。难民收容、外国难民避难、社会秩序、慈善事业、国际救助、暗杀、物价涨跌、敌伪活动、汉奸政策等，内容丰富，应有尽有。”

——摘编自傅德华、庞荣棣及杨继光《史量才与<申报>》

材料一   1898年秋，亲眼目睹维新运动由轰轰烈烈而终至失败的蔡元培，对清政府改革失望。回到家乡后，蔡元培一方面投身于新式教育机构的创办，实现他“培养革新人才”初衷；另一方面，则是积极联络同志，组织队伍，为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积蓄力量、制造舆论。作为浙江地区最早新式学堂之一的绍兴府中西学堂在蔡元培任下，对青年学子产生很大影响。1902年，中国教育会在上海成立，蔡元培被推举为首任理事长。中国教育会是20世纪初国内很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革命团体，“它表面办理教育，暗中鼓吹革命”。

材料二   1912年2月，蔡元培发表著名的《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批评清末教育宗旨中的“忠君”“尊孔”两项，主张民国教育应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五育”并举为方针。同年7月，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在北京举行，讨论通过了民国教育宗旨。9月2日，教育部正式公布：“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可以看出，除世界观教育未被采纳外，蔡元培的四项主张均得到反映。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田正平《蔡元培与民初教育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