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推行文书行政管理制度                              ②建立以邮传为中心的文书传送系统

③已形成较完备的地方官员考核办法             ④实施“大索貌阅”以重新核定户籍

材料

从材料中任意选取一个角度，围绕“制度建设”自拟一个论题，并运用中国古代史知识进行阐述。(要求：论题明确，论证充分，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材料   2024年5月，“徽州文书——徽州千年宗姓档案”成功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徽州文书是古代徽州从宋朝至民国近千年社会活动中直接产生的文本与文字资料，是徽州地区以宗姓文化为基础构建官府、宗族、乡绅传统社会基层治理的原始记录。

——摘编自陈海玉等《民间历史文献知识图谱构建——以徽州文书为例》等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徽州文书的历史价值。

材料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古代中国的严厉管控，主要针对官僚体系与地方政府，对于县以下的基层社会则是以自主自立自治的模式实现社会治理。下图为民间主体与基层自治关系示意图。

——据龙登高等《论传统中国的基层自治与国家能力》

根据材料，拟定一个具体的论题，结合所学知识予以论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材料一   宋朝建立后不久，宋太祖赵匡胤和宰相赵普在一起探讨如何稳定封建国家的统治时，赵普向宋太祖建议：“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这样，皇帝便可以总揽大权，实现中央集权。宋朝建立后，不仅疏浚了隋唐以来的大运河，而且构筑了四通八达的陆路交通网络系统。在大城市，宋朝废除封闭的坊市制度，城市商品交易的自由度增大；在乡村，集市贸易兴盛起来。有学者研究表明，宋朝的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全世界都是遥遥领先的。宋太祖主张要“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不杀士人文官，且宋真宗曾亲自作了一首劝学诗，号召天下人读书。这造就了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两宋之世。宋太祖赵匡胤曾公开对群臣说，外敌入侵的外患是边防小事，可以预防，也可以有效解决，但是武将叛乱、大臣篡权和农民起义之类的内患对国家政权的威胁要大得多，应该严防。这样做的结果是削弱了国家的军事力量，使宋朝一直外患不断。

——摘编自程遂营《回望历史，品鉴宋朝——宋朝国家治理的得与失》

材料二   古代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社会基层治理的对象大致可以分为个体和团体两大类。个体一般指士、农、工、商等不同阶层中的个人，团体则为村庄、宗族与会社等。进入近代以后，由于内部经济和社会的转型，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对象原有的格局被打破，各种各样的新对象涌现。中国传统的基层社会治理是以知县为首的“官治”和以乡绅为中心的“民治”相结合的，所展现的都是“人治”。进入近代以后，利用法律思维和方式以及多数人参与来协调和解决纠纷、矛盾、冲突等实际问题的现象增多。

——摘编自温建钦《近代基层社会治理出现转型》

材料一   士绅，又称“乡绅”“缙绅”，是随着科举制的确立而逐步形成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主要包括科举功名之士和退居乡里的官员。这一群体不仅拥有朝廷赋予的政治与经济特权，同时还由于独占文化资本，具有对社会进行规范整合的文化权力。因此，可以说士绅是传统社会的地方领袖，通常奔走于国家与社会之间，旨在“谨庠序之教，申孝悌之义，扶危济困，仲裁纠纷，督修和维护地方上的道路、桥梁和水利工程”。几千年的传统社会里，士绅群体对于基层社会的稳定、发展，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摘编自王雄刚《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士绅传统》

材料二   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地方社会的近代化起步，一些士绅开始投身近代实业和教育事业。1906年，清政府决定推行地方自治，这使得士绅不仅可以涉足于地方社会的经济和文化领域，而且可以进一步涉足政治领域，公然在“官治”之旁形成另一种公共权力。这一时期，各种“新政”和自治机构的首领人员组成了新的社会群体，其中包括县议会议员、议长，教育、实业、财务等局所的首领，商会、农会、教育会会长，地方保卫团局首领等，由于这些人员扮演着传统士绅的社会角色，所以仍被地方社会称为“士绅”。新的士绅是一个权力群体，因此可以称之为新官绅阶层。

——摘编自魏光奇《官治与自治——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县制》

材料三   在20世纪20年代国民革命中，以中国共产党为主导的农民运动构成了“大革命”时代的疾风暴雨，并且以农会组织为中心，重建乡村政权，剥夺乡绅权力。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的乡绅政策有所调整，不再张扬“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激进观念，也不再笼统地将绅士作为敌对阶级，在根据地实行的“三三制”政权中还在一定程度上吸纳了“开明士绅”，此举具有明显的统战策略意义。

——摘编自王先明《乡绅权势消退的历史轨迹》等

材料一   清代中期，雍正帝接受内阁学士吴士玉的建议编练保甲，“凡城市、村落、堡镇皆度其道里之远近，居民之疏密，设乡正、里长若干人，使各纠察其地之奸非，而相劝以敦本励行”。改革之后的清代保甲制度融合了里甲、保甲、乡约、社等各种；村职役的基本职能，其承办的事务主要包括承催粮租、稽查贼匪、防护堤埝、稽查命盗、帮办差务，乡里组织俨然成为官府在乡村社会的总负责人。清代乡里组织的职役人员要接受地方官的任命、考核，被称为“在官人役”，同时他们大多由村民推举、具保，接受村民监督，与村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到清代中后期，由于地方事务日益繁剧，保甲职役人员在地方治理过程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政府逐渐把保甲等职役看成维护社会秩序，沟通国家、地方官与民间社会的重要渠道。

——摘编自王洪兵《清代乡村治理多元协同模式的建构构其得失》

材料二   国民政府行政院于1934年12月通知各省，普遍实行保甲制度。于是，保甲制度被推向全国。保甲制的基本形式是10进位制，10户为一甲，10甲为一保，10保以上为乡镇。保设保办公处，有正副保长及民政、警卫、经济、文化干事各一人，保长兼任保国民兵队队长和保国民学校校长，与乡（镇）长一样，亦实行政、军、文“三位一体”。保甲制对保甲长人选极为重视，规定有以下情事之一者不得充任保甲长：一、年来满二十者；二、寄居当地来满两年者；三、有危害民国行为曾受徒刑之宣告者……八、行为不正乡里不齿者。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推行的保甲制度，近十年在全国范围内陆续建成，绝大部分省份均以《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为蓝本，并根据地方实际制订了地方编制保甲之规程。

——摘编自王云骏《民国保甲制度兴起的历史考察》

材料三   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大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乡、民族乡、镇是我国最基层的行政区域，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农村接居住地设立的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经过调整和1987年撤区并乡以后，1988年12月全国共有乡（镇）政府698万个。“社改乡”和“队改委”完成后，形成了一种新的乡村政治结构——“乡政村治”。

——摘编自张健《中国社会历史变迁中的乡村治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