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为了把农民固着在土地上，保证国家的赋税收入，两汉魏晋时期采取编户和乡里制等措施，实行编户齐民，加强户籍管理。西汉时，“乡间居民十里为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啬夫和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循禁贼盗”。东汉时，“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恶以告”，“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以相检察，民有善事恶事，以告监官”。北魏时实行三长制，“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长取乡人强谨者”。政府严禁民众自由迁徙，规定未经乡亭批准、结清赋税，不得迁徙更籍，违者受罚。这样，基层组织无形中有了控制农民迁徙自由的权力。

——摘编自江立华《我国古代的户籍制度及其特点》

材料二科举制度确立以后，门第等级观念被打破，平民阶层可以通过科举考试的途径跨入官户阶层，获得了一条较为宽广的入仕途径，从而改变命运、改变身份，实现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垂直流动。户籍制度在身份规定上的弹性，使得平民阶层中的知识分子可以通过科举入仕，但是又在户籍管理规定上做出了种种限制。因此，户籍制度与科举制度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本贯应举之制始自唐朝。开元十九年(731年)敕：“诸州贡举皆于本贯籍分明者，然后依例不得于所附贯便求申送。如有此色，所由州县即使催科，不得递相容许。”宋代予以继承和发展，科举制中的户籍要求贯穿科举的全过程，形成了科举户籍制，它成为户籍制度与科举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摘编自姜婷婷《宋代户籍制度探析》

材料   度田后汉书记载，东汉初年因核检垦田数而产生了中央政府和河南、南阳地方豪强地主集团的矛盾。汉光武帝刘秀因为“天下垦田多不以实，又户口、年纪互有增减”，“诏下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称为“度田”。但是“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优饶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号呼。”刘秀得知度田不实的情况后，对营私舞弊的官员进行了严厉的惩处。“河南尹张仍及诸郡守十余人，坐度田不实，皆下狱死”。但是这些措施并没有能够压服地方豪强。许多“郡国大姓”竟与“群盗”一起发动叛乱。刘秀对于豪强地主集团与中央政府的对抗采取了姑息的态度，在镇压地方象强叛乱的同时，下令停止度因，向豪强地主集团做出了让步。

——摘编自王子今《秦汉史》等

材料一   学者认为，汉唐政治制度研究领域中一些经典著作的出现为“政务运行”概念的提出奠定了基础。汉唐时期，随着官僚制和皇权体制的建立与巩固，国家权力的运作具有了一整套可依赖的行政运作的规章与流程，皇帝制敕的起草颁布、三省的运作、部司与寺监及州县之间的政务关系等都支持着汉唐社会的发展繁荣。

——摘编自卜宪群《不断深化中国古代制度史研究》、史索《2020年的中国古代史研究》

材料二   两汉将户籍正式纳入国家根本法范畴，用根本法的形式加以调整，提高了户籍的法律地位。《九章律》是汉朝最重要的一部法典，是汉代法律的核心。在《法经》六篇的基础上，增加了户、兴、厩三篇而成，称为《九章律》。所谓户，指户律-主要规定户籍、婚姻、赋税等事项。自此，关于户籍、赋税的户律便正式入律，单独成章，成为封建国家根本法的重要篇章之一、并被后世法典所继承，一直延续至清末。……清朝时期，随着社会的变迁和经济的发展，户籍制度逐渐失去了其原有作用，逐渐被其他社会管理制度所取代。

——摘编自姚秀兰《户籍、身份与社会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