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会中的“抗战文化”

1944年夏，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到达延安进行战地采访，写下了轰动中外的《红色中国报道》（此书后来被译为《北行漫记》）。文中对边区的一场集会有这样的描述：

吃了晚饭，我们就在月亮底下到一个圆形的戏场参加一个集会，一队兵士和他们的妻子将表演现代化的土风舞，展示他们在南泥湾的成就。布幕上挂着罗斯福、邱吉尔、斯大林和蒋介石的画像，布幕前面有一个乐队拿着稀奇混合的古今乐器奏着轻软和谐的音乐。那些跳舞的人则声音清晰而自信地唱着歌。

一个刚到边区来的游民出场了。他唱着，“我没有吃的东西，没有地，没有家庭。”这个游民从舞台上的一边望着一群抬锄耙的兵士出场。他们是刚从田里回来的。一个女人从另外一边出场。她说，“到我家里去，我烧饭给你们吃。”兵士们向她道谢，然而拒绝了。这女人赶忙说道：“我的邻居听见你们经过这里，我不请你们吃饭，他们看得起我吗？”兵士们却笑着说：“多谢多谢，可是我们自己有东西吃，我们不吃老百姓的东西。”

他们走出去，看见游民。“你是外乡人吗？吃过没有？要是没有吃过，来，跟我们去”。那游民露着惊愕的模样。“这就是八路军”，他说着就跟着他们走了。

——据福尔曼《北行漫记》

提取材料信息，谈谈你对“抗战文化”内涵的理解。

材料 1941年1月，国民党政府制造“皖南事变”，掀起新的反共高潮，对边区采取军事包围、经济封锁的方针。边区市场流通的法币有出无入；边区军民面临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的严峻形势。据此，边区政府决定把收回法币作为克服法币不足和弥补财政赤字的对策，并以法币为基金，决心发行自己的货币。1941年1月30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关于停止法币行使的布告》，规定带法币出境必须经许可。同年3月18日，边币正式发行。边币面额有：五元、十元、一角、二角、五十元、一百元、二百元、五百元、一千元、五千元共十种。光华券逐渐被收回，边币成为边区单一的货币。边区政府坚决禁止使用法币，并收集边区法币向日区抢购物资，迅速健全边区银行组织。除设边区总行外，还在绥德、三边、陇东设立分行，在富县、延长、曲子、延安的文化沟设立办事处。边币从1941年3月投放市场至1943年底，累计发行4307215元。

——摘编自雷甲平《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货币斗争》

材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以天下之大圣，行天下之大事”“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天下精神；蕴含“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的民本精神；蕴含“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的大同理想。在艾思奇看来，“中国民族和它的优秀传统中本来早就有着马克思主义的种子”。

——摘编自张太原《从长时段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材料二：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以“三三制”为原则，建立了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保障了各个革命阶级的民主权益；根据地各类经济成分得到快速发展，为改善人民生活、坚持持久抗战提供了物质保障。抗战时期许多理论设计在新中国成立后依然被保留和贯彻下来，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财富。

——摘编自李云峰《＜新民主主义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