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南宋王象之在《舆地纪胜》中写道:“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地辞。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泉州港船舶往来频仍,“杂货山积”,却被“蕃商至必使诸广东,否则没其货”的旧规严重束缚。熙宁五年诏发运使薛向曰:“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比言者请置司泉州,其创法讲求之。”元丰五年(1082年)知州陈偁向朝廷极力建议在泉州设立市舶司。元祐二年(1087年),朝廷批复“诏泉州增置市舶”。《方舆胜览》记载,“诸蕃有黑白二种,皆居泉州,号‘蕃人巷’,每岁以大舶浮海往来,致象犀、玳瑁、珠玑、琉璃、异香、胡椒之属”。
——摘编自傅宗文《宋代泉州市舶司设立问题探索》等
材料二:明朝中后期,东南沿海、北部长城一带至辽东地区,形成了经济繁荣、华夷杂处的边境社会。为应对这一情况,明朝政府于1558年接近了山东半岛至辽东半岛的海上航路;1567年松弛海禁,允许漳州府月港的民间海外贸易;1570年以降,在北部和东北地区的大同、张家口、抚顺等地相继开放“互市”。在相继平定三藩和收复台湾后,清朝于1684年开海;1727年重开南洋,此后东洋和南洋贸易一直持续至清末。18世纪的广州成为环球海上航路的重要中转港。
——摘编自中国历史研究院课题组《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
材料三:19世纪以来,西方人惯于站在欧洲立场,以开放——封闭、文明——野蛮二元模式,评述亚洲各国尤其是中日两国对外政策。用“闭关锁国”形容明清时期对外政策,是特定时代“西方中心主义”影响的产物,并不是对明清时期对外政策的客观描述。由于“西方中心论”对中国历史研究的影响广泛且深入,我们应该对中西方历史进行重新认识,依据客观历史特别是本土资源,解构和突破“西方中心论”的理论体系,在国力提升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史学话语体系。
——摘编自顾銮斋《中国史学话语体系构建中的“西方中心论”问题》